基于這種設想，北宋仁宗朝沈遴知杭州時，百姓但凡犯法，不問情節輕重，盡刺為兵。南宋時也規定，“應犯強盜，合配遠方之人，并配隸屯駐大軍交管”；以至當時各路軍隊每年接收的發配罪人，“無慮數千人，其間往往多是強盜”；南宋嚴州“城中惡少群擾市”，知州蕭隧為防止事態擴大，遂“密籍姓名，涅補軍額”。
宋時的“雜役卒”尚非正規戰斗之兵，而南宋時期屯駐大軍中則不乏披掛上陣的配軍。高宗時，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以配軍中“堪披帶之人”為御前軍戰士；宋寧宗時，曾把“累犯強盜”，以及聚眾販買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統統發配屯駐軍，規定在屯駐軍服役年限，限滿改刺字成為“正軍”，既作戰部隊。
實際上宋代的士兵的兵營生活，也如同囚徒似的；他們按唐未的習俗臉被刺上字，叫作“面涅”。士兵臉上刺字，主要是防止士兵逃跑。土兵另有軍籍稱為“赤籍”，人們因此稱士兵為“赤佬”。那些刺配從軍的罪犯，待遇更不必說了。其時士兵的社會地位已是處于社會最底層了。
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宋朝的配軍，不僅是從事雜役的軍士的重要來源，也是從事戰斗屯戍的軍士的直接來源之一，如此在眾人的眼中士兵基本等同于罪犯或是流民。趙昺當政后，對征募士兵有了較高的標準，士兵也不僅以身強力壯為標準，還要求家事清白。
當然軍中也有配軍和戰俘，但這些人往往不會進入作戰部隊，而是苦役營，雖然按照軍隊管理，卻不一定隸屬于兵部，也有的歸工部和戶部管理。他們承擔著開礦、曬鹽、筑城、治水等等危險，且又繁重的工作。但是這依然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世人對軍隊的看法，因此他不惜代價的出動大軍，冒著與蒙元重新開戰的危險去拯救十幾個罪犯，難以為人接受。
向來精于算計，喜歡考慮成本的趙昺，同樣知道此次行動的代價遠遠超過給予二十多個陣亡士兵的撫恤近，做的絕對是賠本買賣。但他依然要堅持要做，自然有不同的想法，除了餞行當年的諾言外，也是為了提高軍隊的凝聚力。使軍中上下都能明白，他們不是在孤身作戰，而是有著以皇帝為首的龐大勢力為后盾。一旦有難，即便遠離千山萬水，龍潭虎穴，也會不惜代價去營救，使他們以加入這個集體為榮，進而提高戰斗力。
趙昺知道這樣做，即便失敗自己也會贏得軍隊的信任和擁戴。但是必然會給那些反對自己提高武人地位的人以藉口，引發朝臣們的質詢和彈劾。什么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恣意妄為等等一頂頂大帽子會不斷的給自己扣上，還會在道德層面對自己進行討伐，質疑犧牲一人或更多的人去救一個人，甚至只是帶回幾具尸體是否值得。而他們也會正好以此為借口旨意自己的執政能力，借以削弱他的權力。
趙昺清楚當下無論如何他們是罷免不了自己的皇位，可陳鳳林就慘了，定會被當做替罪羊，削職回家都算是祖上有德，弄不好就要將牢底坐穿了。因而此戰勝負不僅關系到自己的寶座是否穩定，也關系到其的身家性命。所以不論是站在那個角度上講，他和陳鳳林都要竭力完成營救任務，而其作為當事者，承擔的壓力要比他要大的多。
“但愿他們能成功登島”趙昺來到瞭望窗前，拿起望遠鏡目送三艘輜重船間隔五十步的距離先后駛出了水寨，他喃喃道。
從山頂向江面看去，他只能隱隱約約的看到先頭部隊布下的錨式燈標，在星光倒映的水面上隨著波濤起伏，時隱時現，斷斷續續的連成一條光帶，先頭船便是沿著燈標指示的航線夜航，而后船則壓著航跡跟隨其后。由于前船只有尾燈點亮，兩船不得不縮小間距，以求能看得清前船的位置。
但是由于間距過小，一旦遇到暗流，就有可能發生碰撞事故，而在漆黑的江面上落水可不是什么好玩兒的事情，轉眼就會被江流沖走，或被暗流卷入水底，甚至來不及救援就消失的無影無蹤。這讓趙昺十分擔心，覺得比之自己在船上還要揪心，那樣好歹能掌握情況，可當下他只能看著，什么也做不了。
“陛下，一零二師都統請求出航”這時有通訊兵進來稟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