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業主要分為官營和民營的。官營的包括少府、將作和印刷及陶瓷業，基本都是為宮廷服務的行業，維持著皇家所需，位置也靠近宮廷。民營的則主要是絲織作坊和印刷作坊，集中在三橋、市西坊及睦親坊、棚橋的居民區附近，則加重了居住區的污染。
當下手工業作坊需要交通便利及近水而建，在一番討論后，趙昺決定將手工業區及軍工生產盡數前往城東的原城防區，那里靠近錢塘江，又處于下游對城市水源的污染可以降到最小，而臨江又可方便從水路轉運各種物資，并送往各地。而他也想借著搬遷之際重新細化分區，尤其是軍工相關的工坊可借此進行升級改造，加大新技術的應用，提高產量。
下一個趙昺決定針對城內的主、次干道進行硬化和拓寬，達到先前規制的三十步寬，同時完善排水道路系統。工程看似不復雜，但是難度卻不小，因為當下侵街現象嚴重，要想拓寬道路必須先行拆除那些非法建筑物。而拆遷在現代是個容易激化矛盾的老大難問題，在宋朝同樣存在，難度之大甚至到最后往往無疾而終。
以趙昺所知在開封時就存在侵街現象，那時定都開封時，侵街不僅使街道狹隘，也致使街道曲折不直，由此，朝廷從這兩方面入手治理侵街，一方面順直街道，另一方面規定街道必須寬闊至三十步。但結果是侵街現象更加嚴重。
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就有這樣的材料京城衢巷狹隘，真宗詔右侍禁、閣門祗侯謝德權廣之。德權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群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屋室僦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上不得已，從之。
看看當時宋真宗親自下詔，要求拆毀侵街建筑，卻受到“貴要”大戶紛紛抵制，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然而，侵街現象過于嚴重，特別是“沮事者皆權豪”，使得志在廣街衢的謝德權以死相逼。其中最大的阻力正是來自當權者，當時侵街最嚴重的是原宰相夏竦所開邸店，知州周湛在整治時，被誣告擾民，以至于他被調離本郡，徙知相州。
哲宗朝，給事中范祖禹曾上書宋皇帝，指出“有司毀拆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毀之不敢有怨”，以為無令過當拆屋，以免引發動亂和民怨，結果就是道路、橋梁被公私宅舍、商家店鋪等建筑物所占據，大大破壞了宋代的城市環境。
南渡后，侵街現象與北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臨安城內的景象是“城郭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檐，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不堪其行”。后世有人曾言正是沒有“過當拆屋”，這才出現了兩宋京城繁榮的商業景象。但趙昺以為侵街的普遍存在，正是受到兩宋時期人們對金錢、利益過度追求的影響，繁榮了經濟的同時，但它卻造成了城市混亂無序的結果，以發展的眼光看是得不償失的。
同樣治理河道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而按照趙昺的計劃是將已經淤塞嚴重的茅山河由明河改造成暗渠，當然也要經過清淤，并加以壘砌、加蓋，作為城市排水的主管道，然后將各處的污水通過支路匯集于此，集中排出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