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政治中心型城市。這類城市大多是首都、副都，例如長安、洛陽、建康、開封、北京等等。不管什么情況下，要奪取戰爭的全面勝利，首都是必須要攻下的。而這類城市面臨攻擊，或是戰爭已經進入尾聲，或是敵軍遠程奔襲采取斬首行動，當然進攻首都的意義也并不是一成不變只為亡國的。
在靖康年間，女真人首次兵臨汴梁城下就是如此，他們面對堅決抵擋并沒有攻陷城池，但是勒索到了無數財物，且與北宋簽訂了城下之盟，而最大的意義則是摸清了宋軍的戰斗力，從而使他們下定了滅宋的決心，二次來的時候就攻陷城池，擄走了二帝，滅亡了北宋政權。
據趙昺所知的另一次相似的戰役也是由女真人干的，在明末皇太極領兵冒險攻打北京。在他看來彼時八旗兵的軍力并未強大到可以直接攻擊北京的程度，反而是越邊墻進攻畿輔山東更為經濟劃算，但皇太極仍然不顧被寧錦一線明軍切斷后路的風險，組織了一次對北京的奇襲。可這次作戰的成果就是使得明崇禎帝殺死了清軍的老對手袁崇煥，使得“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再如南北朝隋唐時的洛陽雖然并非一直是首都，但由于其傳統政治地位非常重要，故而也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西魏北周曾經組織過五次對洛陽的慘烈進攻，只有一次得手；隋楊玄感之亂、瓦崗軍李密攻王世充、唐太宗圍攻王世充、安史之亂叛軍南下，均是進攻洛陽。
雖然洛陽只是副都，但一則洛陽占了就近控制中原的地利，二則隨著經濟中心的東移，洛陽的政治地位逐漸與長安平分秋色。所以洛陽的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原局面的好壞，故而戰爭一起，洛陽都迅速成為進攻的焦點。
再就是戰役指揮中心型城市。受限于古代通信和交通條件的低下，中央對廣大的疆域的控制，主要依靠各地的行政中心。如果戰爭爆發，這些行政中心也立即轉化為區域性的作戰指揮中心。這類城市以太原、河間、中山、濟南、壽陽、荊州等為代表，而趙昺對壽州一直垂涎不已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類城市雖然大多處在地勢平坦、交通發達的平原之地，可以很方便地繞過去不打，但發動攻擊的一方出于摧毀敵軍指揮中樞的目的，絕不會輕易放過，即使城防設施極其堅固，也要不惜代價地拿下來。北朝時，北魏苦攻后燕之中山，西魏滅梁先打荊州江陵，北周楊忠千里奇襲北齊晉陽，金軍圍攻太原、河間、中山三鎮，明朱棣靖難之役圍攻德州、濟南一線，都是出于此理。
但用兵形勢并非一成不變，當出現更高價值的攻擊目標時，這類城市也會迅速被棄諸不顧。靖難之役，鐵鉉堅守濟南，朱棣屢次進攻不克。后來經人提醒，發現一城一地的進攻方法不能取勝，便轉換了戰略，棄德州、濟南等大城市于不顧，沿運河南下直取南京，以擒賊擒王的策略擊敗建文帝，而后反過頭來解決濟南問題。這是戰略戰役形勢轉換所必須采取的策略，但濟南本身的地域性指揮中心的價值是不變的。
另外就是交通孔道型城市。所謂交通孔道，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陸地上的交通孔道，一類是水路上的交通要津，這類城池要么憑高據險，要么逼水為城，是貨真價實的易守難攻的城池。就如一座襄陽城就讓蒙元數次鎩羽而歸，使大宋得以殘喘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