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定府也是筑堡九頂與三龜、紫云，構成一個三連環堡壘，以保衛嘉定。嘉定府本來就是一個兩江交會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陸便利，下可達瀘州，上可接濟成都，這樣，除了堡壘以外，余玠又把嘉定、瀘州、重慶三個大城聯在一起。
后來隨著戰局的變化，余玠實施緊縮戰線的戰略，將原來駐守在秦嶺南坡，漢中盆地邊緣保衛四川的重兵收縮回到釣魚重慶瀘州嘉定弧線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獲堡作為前鋒窺視現已陷落在蒙古軍手中的興元府和秦隴山區，做出隨時出擊興元的姿態；以金堂的云頂山作為窺視原省會成都的橋頭堡，云頂山下不遠，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灘渡口，以此渡口阻擋蒙古鐵騎對成都的進攻。
最后，余玠從川北的昭化到劍州都建筑了堡壘，作為防守的最外圍。可見四川堡壘群防守蒙古騎兵的策略是整個連成一氣的，它們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個，保衛長江水道，防止敵人順流東下，進攻江南，這樣的周密完善計劃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為陣的中歐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擬的。
符合這樣的選址條件，作為一個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國并不是很多的。事實上，后來這些堡壘被直接用軍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壘是由于守衛將領的叛變，才使這些堡壘失守。此外這些堡壘既是軍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們最要害的關鍵是合州城郊的釣魚堡，沒有釣魚堡，就沒有重慶，沒有重慶，南宋在四川的政權就將全部喪失。
不只如此，在政治上余玠還命令駐扎在嘉定的俞興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百姓就失去了政府的管理，現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壘和云頂堡壘對成都進行遙控，在平原上部隊的軍墾農場還可以起到穩定民心，加強聯系地方政權的作用。
此外余玠還對四川人民執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和興學，他懲治了為非作歹的官員，聞敵便跑的驕兵悍將也進行了撤換和鎮壓，在四川駐軍里樹立起了紀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與蒙古對峙的軍事形勢下四川的大治，使“敵不敢近邊，歲則大稔”。
在趙昺看來，余玠所為可以稱得上的是教科書似的戰績，其不僅通過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復了富足，向中央輸送了大量財賦，減輕了下游的財政負擔和軍事壓力。還伺機對敵進行反攻，在淳佑十年冬，他在四川形勢轉好的情況下，率諸將巡邊，直搗漢中平原上的興元，與蒙古軍大戰。
此后在淳祐十二年，蒙古汪德臣率軍搶掠成都，轉攻嘉定，余玠又率嘉定守軍又與蒙古軍大戰于嘉定，將其逐走。在四川與蒙軍三十六戰中，把敵人打得龜縮在幾個據點里，而大片的農村鄉鎮仍然在南宋的基層政權管理下，使敵不能完全控制四川，可以說沒有余玠的山城防御體系，為大宋續了幾十年的命
前時為獲得有利態勢，趙昺命湖廣置司發起了數次小規模作戰，收復了歸州，奪取了秭歸和巴東兩座江南重鎮，天險之一的沔關，也為征西獲取了前進基地。但他的目光此時放在了上游的三峽，此前的一系列作戰與接下來面臨的三峽爭奪戰相比只是毛毛雨，那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勝則進入川地，敗則只能退回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