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兵部和樞密院也就當前蒙軍的動向分別上奏，陸秀夫就此事進行堂議后，眾臣也以為這是敵軍欲渡江南征的前兆，應即刻加強江防和軍備，阻敵于江北。但是趙昺看過奏本后卻有不同的看法，不過他沒有說，而是下旨照此執行，詔令江東制置司各部停止秋演，加強沿江堡寨的兵力，第一水師進入長江巡邏，各州府動員鄉兵協助駐軍守衛村鎮，防敵偷襲。
雖然對外宣傳事態十分緊急，大有戰爭一觸即發之勢，但是趙昺并不特別緊張。其實在秋后搞事歷來是兩軍的常態動作。一者因為秋后雨季徹底結束，上游來水減少，長江水位降低導致水流減弱、江面收窄，且氣候逐漸涼爽，正是用兵之時；另一方面秋后馬肥之時，也是北部游牧民族打草谷的時節，宋軍在此時也會加強軍備，直至雨季的再次到來。
這種慣例從大宋立國以來就開始了，后來雖然退縮到江南也一直保持下來，而趙昺收復江南后也依照此規矩，他卻是化過去的被動防守為主動出擊，去年更是鬧了個大動靜，攪得兩淮動蕩。迫使蒙元由攻勢轉為守勢，更是耗費巨大的財力和人力開始修筑城防，并導致伯顏倒臺，和議重啟。
今年蒙元大軍再次陳兵江北起初并沒有引起趙昺的關注，畢竟去年吃了虧，今年做些準備也屬正常，可是一再尋釁就不正常了。因此才引發朝廷的不安，懷疑是不是征西的計劃泄露，敵軍才會在江東發起攻勢意在牽制，行圍魏救趙之計。
不過趙昺卻不這么認為，他將各方收集來的情報加以分析后以為蒙元之所以挑起邊釁，一者是錢鬧的，另一方面是被鄭思肖這廝氣的。他之所以有如此判斷，是因為事務局傳回的情報顯示蒙元朝廷和議的基調并沒有變動，且他們得到河南行省報告卻是南朝陳兵江東，且多次渡江襲擾，似有發動北伐的跡象。即便如此真金亦只是敦促玉昔帖木兒嚴加防守，不可擅自動兵，防止落敵口實而終止和議，他正是據此作出了判斷。
趙昺判斷是錢鬧的是因為兩淮經去年一折騰，伯顏又耗巨資修城防，使得河南行省的財政入不敷出，還留下個大窟窿。而今年桑哥重新掌政后大行鉤考，已經將這把火從中央燒向地方，河南行省緊靠京畿，又是當下財賦的重要來源之一，自然首當其沖。
河南行省財政本來就虧空，加上歷年來官員的貪墨，那就是雪上加霜。別說完成伯顏留下的半拉子工程，連窟窿都堵不上，而鉤考之后各級官員只怕都要破產。玉昔帖木兒剛來就趕上這么糟心的事情，自然不能眼瞅著自己的手下一個個的獲罪抄家，大家一商量只能騙了。
于是乎眾官一邊上書朝廷將責任往伯顏身上推，聲稱所欠下的稅賦皆是因為其大舉修筑沿江城防之故。另一邊則是報稱南朝要北伐，誰都知道打仗是最燒錢的，自然再無法填補歷年留下的虧空。而大戰在即，此刻再行查撤官員明顯是不合時宜之舉，就是桑哥親來也毫無辦法。
不過玉昔帖木兒的主意雖然不錯，但是他們還要過一關，那就是河南行省右丞馬紹。此人雖然是漢人，但是為人廉潔剛正，若是其參他們一本，稟明實情，那就弄巧成拙了。可老天長眼，前時安童和馬紹受命與南朝和議，安童素來與桑哥不合，又被罷相，心灰意冷之下消極怠工在揚州溜了一圈，露了個面就稱病折返大都，事情就落在了馬紹身上。
大宋這邊是以劉黻為正使，鄭思肖為副使。劉黻年邁，朝中又事務繁雜，和議的主要任務便落在了鄭思肖身上。因而蒙元和議就變成了鄭、馬兩人的交鋒，按說他們一個是蒙元的名儒，被忽必烈贊為秀才，一個是大宋新晉的探花郎，皆是當世翹楚，水平相差不大，可馬紹卻被其氣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