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社會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他們在讀“四書五經”，學習儒家經典，幸運者通過一次次考試做了官，又是靠儒家倫理治理國家，一些財務、法律等專業性工作委托給師爺。有幾個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鍛造工藝的改進那是他們瞧不起的“賤業”。
趙昺知道在中學歷史課本對黃道婆大書特書，稱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紡織家、技術改革家。由于傳授先進的紡織技術以及推廣先進的紡織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黃道婆少年時流落崖州，師從黎族人學會運用制棉工具和織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后教人制棉，傳授和推廣捍、彈、紡、織之具和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織造技術，使松江棉布暢銷天下。
在瓊州時，趙昺也曾想到過這么個歷史人物，但是他卻沒有刻意尋訪，因為他在瓊州時已經完成這樣一項重大的技術改革與推廣，以增加外貿收入，現在隨著收復江南，匠作監的北遷，這項技藝已經完整的帶到了江南地區。但想想若是非自己的到來，這項織布工藝就竟然要靠一位身世坎坷的婦女完成了，為何原因很簡單，讀書的士人誰會去做這個呢
可能有人覺得如此說法太過偏激，宋朝也曾經出現過營造法式和夢溪筆談這些記載了古代科技和總結了工藝技術的理論文獻。但是趙昺會告訴你，那只是滄海一粟。
就說營造法式一書，其中詳細記載了建筑構件模數系統，將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類、分級與標準化，使得工匠們在動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備而準確的用料表。但后世都知道這部書只是對千年來中國建筑工藝的一種經驗總結，并沒有太多學科意義上的突破。
即便此書的作者主管皇家工匠的將作監李誡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這部書的編纂者叫“李誡”還是“李誠”，尚有爭議。而歷史上那些達官顯貴、英勇武將、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漢，史書記載是何等詳細。
另外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但記載工藝如齊民要術天工開物這樣的著作比例很小，像李誡這樣愿意去調查、總結工匠勞作經驗寫一部書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寫開工天物一書的宋應星之所以能這樣做，也是因為他科舉的屢次失利，從此遂絕科舉之念。這才有時間和精力寫這類大官們不屑的“閑書”。即便如此，其也只是一個旁觀者、總結者，不是進行實際操作的大工匠。
再有政治制度決定著工匠階層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樣也決定著商業文化的發達程度。可以鎖制造業和商貿業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制造業的利潤，必須通過商業才能實現，而中國古代對商業進行打壓，朝貢制度使得朝廷壟斷對外貿易。導致非自由競爭的商業環境加大了工匠在貿易中的弱勢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趙昺記的前世的書中說大宋的工匠會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過了政府官員。但是他來到這個世界，真實的感受卻是多數工匠的生存狀況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監和都作院這些國營企業，工匠們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狹窄的作坊中工作，領著勉強糊口的薪俸，與包身工無異。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沒有尊嚴的工匠們去進行技術革新，促進中國制造業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