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士農工商的職業世代相傳，當然會導致社會僵化，不利于階層流動。但從職業培訓的角度而言，在交通與教育不發達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藝養成與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然而，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作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隨著工匠社會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時代是以農立國，以士治國。士和農是統治者的基本盤。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處”，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鎮里，而商人則是四處流動，不利于統治。
在此長達兩千年，工與商是被統治者歧視的，帝國各種制度的設計是對其進行打壓和防范的。這兩種職業之所以還存在，那是社會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貨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許這類人的存在。可以說，中國的工匠和商人，在兩千余年的帝制時代是在夾縫中生存。
科舉制打破了門閥制度，使得普通人也可以進入統治階層，促進了社會平等，階層流動。但是也產生了消極的一面。趙昺以為科舉制的興起，使工匠群體被日趨邊緣化，士與工匠的社會地位差距越來越大。更為嚴重的是改變了人的思想。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許多貧寒家庭子弟的人生夢想，“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成為了社會的價值評判的標準。可在另一方面卻使中國付出了代價，其中包括制造業技術進展緩慢，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顯而易見社會上的聰明人都想著去讀書，應考，當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貧寒子弟如果家有幾畝薄地，能夠好好當農民，便很少去當學徒，去忍受幾乎是當師父奴仆的虐待。而一個能工巧匠如果憑手藝過上了不錯的生活，手頭寬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讓兒子去讀圣賢書，參加科考，脫離工匠階層而做官。
于是后果就是，整個工匠階層都是沒受過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識幾個的體力勞動者，工藝的好壞完全靠工匠的經驗和敬業的態度。偶然出現的大工匠只是鳳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種教育培訓體系來批量地養成。不可否認中國古代在工程技術領域確實相對同時期的其它國家水平較高，但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經驗之上的，沒有從科學層面進行總結、歸納。
趙昺來到這個世界上也很快發現，發達的造船業是工匠代代相傳的手藝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學也同樣如此，工匠不懂得結構力學、材料力學。而這種純靠經驗的創新不僅乏力，且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所以一群沒受過良好教育的工匠，他們中間即便有特別聰明的人，也只是學習師父的手藝更快而已，怎么可能系統地總結出現代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的知識，進而有各門類的現代工程學如此就能夠解釋中國古代為何沒有從工藝邁進工程技術科學的門檻，你總不能指望那些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工匠將工藝理論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