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階級已無“士庶之別”，地權開始以經濟手段頻繁轉移，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僅僅耕地租佃，相對平等的契約關系也開始進入許多經濟活動。農民與手工業者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促進了各階層間的橫向流動與上下流動。
所有這些變化，催生了人們對平等的朦朧向往。宋學家倡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強調這種平等觀。在社會上，以農為本、工商為末的傳統思想受到挑戰，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觀念，這在近代公民意識出現前不啻是身份觀念的革命。
平等觀也投射在起義農民的綱領口號上，王小波的“均貧富”，方臘的“法平等”，鐘相的“等貴賤”，都表達出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相對前代，這種平等意識是新因素，但與近代平等觀仍有本質區別。
趙昺作為現代人當然支持這種思想的進步，但是作為統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見了，那些士大夫們已經猖狂到要搶班奪權的地步了，總是琢磨要架空自己，當然不能讓他容忍。
其次是兼容精神。正是因為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松，兼容精神遂應運而生。宋學在其創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開放姿態，頗具懷疑精神與創新活力。觀宋學的兩大高峰期，“學統四起”“自出議論”，卻頗能寬容并存，客觀肯定別派可取處。
與此同時，佛門在學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從儒佛中汲取養分，而最高統治者也以兼容精神處理宗教關系，三教和平共處成為宋朝常態。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處雜陳。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處上，整個社會表現得相當寬容。
趙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農工商各階層相互間不斷吸收、借鑒、融合其它異質文化，創造出璀璨輝煌的文化遺產。而這方面其實也是他想發揚和繼承的，以此來推動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東西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固化，忘記了初心，反而成了進步的絆腳石。
再有就是宋學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趨于世俗化，士人們受到經世理念的影響，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強調經世。經科舉制的有力推動，一個士大夫官僚階層迅速崛起，從根本上關注百姓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寧強盛，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
士人階層中的精英分子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請，展現出迥異于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即以理學強調“內圣外王之道”而論，就是旨在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內圣”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