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號召，都是這種理念情懷的經典表述。當然這種情懷放在現代也不過時，趙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們能夠對皇帝表示應有的尊重，不能事事關心，甚至連生孩子的事兒都不想放過。
不過趙昺明白月盈而虧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義廉恥掃地以盡。宋朝的新儒學重建過程中，表彰名節操守尤其不遺余力，至北宋中葉已“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名節操守敦促優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進”，將當世與后代對自己的評價視為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恒價值。
他也不否認作為精神文化內核的新儒學確為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隨著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內部專制的強化，可自理宗起，理學作為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為官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后代的發酵，最終成為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趙昺的革新面對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遺產。其制度設計固然確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軍事上，各自為政、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隨，嚴重削弱了軍隊戰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
趙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國泰民安之時，這種制度也許尚能勉力維持，消極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蓋，皇帝和大臣們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賞這盛世繁華。可在面臨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時，其缺少活力、短于應對的缺陷也就暴露無遺，亡國也就在所難免。
面對這個爛攤子，趙昺一直在尋求變革，尤其是收復江南后這種念頭更加強烈，但是阻力重重，僅其要修訂律法，以便實施以法治國。雖然老師應節嚴從中極力推動，但兩年時間進展極為緩慢，底下的官員也以各種借口拖延推責，種種的不配合。
那時趙昺就決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強敵的情況下，他不敢動作，免得再因此斷送了得來不易的平衡。所以兩年后，在局勢稍微緩和的情況，他斷然發起北伐，對蒙元進行打擊，使其在一段時間內無法威脅大宋，從而為自己推進革新爭取時間。
打仗講究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而趙昺也知道革新必須從上而下進行，首先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自己當然不能動，那首當其沖的就是當朝的宰執們，這些人作為士人階層的風向標，士大夫們的領袖，只有得到他們的支持，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做買賣要討價還價，這時候自然也需要相互妥協，趙昺現在摸清了對方的底價，恢復三省其實就是讓權，讓士大夫們得利，把他們先拉到一條船上。但他的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其中必須要夾帶些私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