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形勢，隆興二年，朝廷以黃榜禁太學生伏闕。這是朝廷第一次明文禁止太學生伏闕，而太學生用行動回答了這個詔令。就在黃榜公布的當日，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要求斬宰相湯思退等人，并召用陳康伯、胡銓，以濟大計，學生的議政活動開始在朝廷的禁止下繼續發展。
但趙昺認為這也是學亂的轉折點，南宋中葉之后，經濟日趨繁榮，社會中享樂風氣開始流行，而不少太學生也于此時開始或輾轉下僚，或往來于官宦之家。此時的太學生們已經喪失獨立之意識，廟堂之上的口吻愈來愈重，臧否人物之外也關注抽象的政治原則和具體的政治措施，在這種糾革中他們甚至參與了黨爭。
南宋太學生干政趨于經常化，幾乎每次大的政治風波都有太學生介入其間，卷人者的人數也頗可觀。而他們身份地位加之社會風氣的變化使很多太學生對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感興趣，報國雪恥的夢想逐漸泯滅。伏闕上書更多的是關注自身小利的得失，以致行動缺乏理性，及至無理取鬧，敗壞了太學的聲譽，更為史家所詬病，性質隱然轉向。
當然，上書言事的影響力還要取決于兩種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態的影響，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體愈加獨裁，處死了陳東，開了大宋不殺士大夫的先河。其又和秦檜君相聯手，采取了兩種高壓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對派，以及有反對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驅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稱為“前現代的思想統治手段”，完全不讓你說話。
這種高壓政策，導致了兩個嚴重后果一是絕大多數的士子都不再參與政治討論；一是體制內官僚道德普遍淪喪。在這種情勢下，盡管還有太學生上書言事者，但其針對性就相當有限，只能就那些沒有政治敏感性的枝節問題隔靴搔癢。
即便如此，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的效果，也助長了太學生的虛榮心。而有些執政大臣也看出太學生的這點弱點，便學會了通過太學生左右輿論的策略，使他們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所以現下形勢下，趙昺以為太學生已經變了味兒的干政，并不是只有利沒有弊，只有功沒有過的。
趙昺來自于現代，當然對于這種群眾運動有著不同的解讀，而伏闕上疏一直被作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和正義的手段，所以他并不反感。且伏闕諫諍體現著士人對于心目中公理的持守，身居高位的士大夫把據理力爭看作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將對皇帝的過失進行勸諫是臣子的本分。
不過有時屁股還是會決定腦袋的，士人們不惜以死抗爭，以成全自己的名節。但也反應出他們認為禮制與公理要高于皇帝的權勢，并不認為皇帝的權威是絕對的。這就威脅到了趙昺的地位。當然，他也明白伏闕諫諍作為士人群體的一種勸諫方式，并不會從根本上否定皇帝的存在。
因此，伏闕諫諍這種抗爭對皇帝的地位影響有限，不過士人群體對國家政治走勢的積極干預，還是使得皇帝任意而為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權力受到限制。可是這樣也讓嘗到權力帶來甜頭的趙昺覺得受到了挑戰，而心里自然也會有那么一絲絲的不舒服。畢竟兩世為人當回皇帝，不能好好享受下權力帶來的快感還是很遺憾的，尤其是這種與正義無關的學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