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右文政策，造就了龐大的士紳隊伍，而這些賦閑在家知識分子也成了清議的主力。而趙昺清楚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清議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品評政治人物，讓政治人物知道節制自己，以免名聲太差。另一方面，其本身缺少外部監督，且主觀性較大，故他們所品評的人物，正邪的定性值得商榷。
換言之，被清流劃入“邪惡”勢力的人，多少也有些被“黑化”。且清流通過品評朝政來影響國家政策，顯然是包括皇帝在內的當權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此就促使了朝野對立和學派紛爭，乃至黨爭。而以趙昺所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代的東林黨。具體論之，東林人士品評朝臣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在朝人士分了類，多依據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價值標準。
這種價值判斷標準，是有局限性的，也使得部分非東林人士不得不結黨自保，明末“黨爭”從而愈演愈烈，東林與非東林在京察和大計時相互打擊，例如齊楚浙三黨得勢后，“東林已為齊、楚、浙三黨斥盡”，顯然是泄私憤，這樣的政治生態對國家社稷是不利的。
將視角拉到東林黨死敵魏忠賢身上，可以說，與其說是魏忠賢挾持天啟皇帝、專擅弄權，不如說是天啟皇帝主動將一些權力放給魏忠賢，一方面，天啟帝自己可以輕松地處理朝政，投身一些“興趣愛好”；另一方面，天啟帝也許意識到強大的東林勢力對朝政的干預乃至對皇權的威脅，盡管東林士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
齊楚浙三黨最終依附宦官集團，一方面反映這些士人集團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獨立人格，開始依附宦官集團，成為天啟帝的基層支持者。另一方面，齊楚浙三黨依附宦官，又何嘗不是東林士人的逼迫經過萬歷朝的政爭，雙方依然水火不容。
趙昺也曾注意到，雖然兩派士人出生和政見有差異，但即便一黨勝出，也未使當時的政治顯現出太多的新氣象，沒有能扭轉下行的國運。而當黨派分歧超越善惡標準以及國家利益，即便是相對處于正面的黨派，其正義性或多或少會受到消減。
當然這肯定也與當權者有關，因為在大多數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可能是潛在威脅，皇后、嬪妃、外戚、閹人、文臣、武將等等皆不可盡信。眾人皆不可信，故眾人皆可不忠。崇禎帝派出的司禮太監杜之秩和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關投降了大順軍。
北京城破后，崇禎帝在自縊前感慨“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雖然不無推脫責任之嫌，但顯然崇禎帝對包括東林士人在內的士人集團十分失望。意圖實現唐朝中興的唐文宗曾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顯然對長期的牛李黨爭感到十分不滿。
趙昺還記得前世眾人討論東林黨時，有人曾引用過崇禎朝時工部主事陸澄源曾評論崇禎初期的東林黨的話“于是賢者仍以講學為發明理道之舉，而不肖即借東林為把持官府。”而當下的形勢，在他看來很契合，所以必須將黨爭的萌芽消滅掉
現在這幫士紳不僅提出要恢復名譽和身份，還索要官職，并要求補發工資，趙昺聽了恨不得跳起來扇他們幾個打耳光，再在屁股上很踹幾腳，他們這哪里是要官要錢，而是在要自己的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