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當時地方官員們怎么應對的，他們想出了一個絕妙的點子“論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事情傳到開封宋仁宗氣的暴跳如雷，不抵抗也就算了，還敲鑼打鼓去勞軍。朝廷的意思是要把這些官員斬首示眾。
但朝臣范仲淹強烈反對，他認為地方官府沒有軍隊，如果堅持抵抗激怒了叛軍殺戮城中無辜民眾怎么辦所以不應處分。好高大上的理由，估計現代分分鐘鐘就讓其成了網紅，而此先例一開當然會引起各地紛紛效仿。
所以宋朝民間舉兵后轉戰各地的場景大致是這樣的，每到一座城市當地官員已經笑臉相迎等候門外，糧食補給、酒肉、金銀珠寶乃至歌舞娛樂也早早籌備好了，些許財物不成敬意，英雄笑納，酒足飯飽之后切勿擾民，請早早離開本地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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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府兵制下軍農結合，隨便哪個州縣都能迅速拉出一支成建制的強兵。在其他朝代這等規模的叛亂也可能地方上就搞定了，會不會上達天聽都不好說。而趙昺相信若是發生在現代，很可能一個派出所就能把他們鎮壓了。
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仔細分析后，趙昺發現宋朝民間舉事的兩個鮮明特征。第一，即便活動范圍再廣叛軍也很難吸引民眾加入，以至規模無法擴大。第二，民間舉兵后如果沒有很快被消滅，到了運動戰階段幾乎都會選擇南下。
深入地分析，就要涉及到宋代的兵制了。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所有王朝從來沒有敢在地方上不設防的，但趙匡胤開了歷史先河。州郡無兵導致對小股盜賊都無能為力，稍有變故極容易造成動蕩。后來金國南下擊潰了宋軍主力后所向披靡與此也不無關系，大量的城市倉促間根本無力組織有效抵抗。
當然許多著名官員也清醒地意識到了朝廷規制的巨大缺陷。針對民間叛亂，歐陽修提出措施有三條“一乞選捕盜官。”首先是治標，事情已經發生了重要的是考慮怎么解決燃眉之急；“二乞定賞罰新法。”地方守備力量衰弱是叛軍如入無人之境的根本原因，危險的趨勢必須得到扭轉；“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這是最根本的，民眾舉事說明官員賑濟安撫不力，必須整肅官吏方能從根本上解決叛亂不斷的問題。
幾乎與此同時范仲淹開始了“慶歷新政”試圖變法，之后王安石也登上歷史舞臺。范仲淹側重于對冗官的整治，王安石涉及的范疇更加廣闊，但置將法、保甲法等都在力圖改變州郡不設防的狀況。而王安石雖然沒有扭轉重文輕武的大勢，但還是取得了部分成果，自神宗起民間舉事幾乎很少能夠轉戰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