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張頌給出的東進理由，趙昺未置可否，只是在討論結束后，升任秘書郎，民事案主事，大家有些愕然。秘書監按照職能分為值宿、軍事、民事和經籍、機要案，由監正和少監為正貳，下有各案主事，又有秘書、著作、知雜、閣架等郎官作為辦事人員。現下其由一個知雜兼管一案，可見皇帝對其的信任和賞識。
趙昺卻沒有想的那么多，他其實也在為出兵的方向苦惱。他從來到這個世界就清楚蒙元是自己的大敵，只有將其滅亡才能消除這個致命的危機。而這也并非是他的命運，可以說跟游牧人對峙，是大陸的農耕民族的宿命。
從大里說，趙昺知道這是國與國之間對利益的爭奪，而這利益包括土地、人口、資源等等。而這種爭奪可以說伴隨了社會發展的始終，即便進入現代，建立了高度的文明社會，但是這種爭奪依然沒有消失，而是有愈演愈烈之勢，只是手段更為多樣化，也更為隱蔽，但戰爭仍然是不二的選擇。
不過在古代社會，趙昺想稍微對歷史了解的人誰都清楚，若論實力，當然游牧人不如農耕民族。但是要講打，就不一定了。游牧人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機動性奇高，加上食肉與食草的差別，體力和靈活性都比農耕人略勝一籌。只要有了合適的武器，論打仗，游牧人有天然的優勢。
趙昺記的前世有一位軍事家曾說過凡是生活用具和戰爭用具一致的民族，在戰爭中就有優勢。而這個結論，就是從游牧人哪兒得來的。
所以，農耕人對付游牧人，基本上只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優勢，被動地防御，才能勉強獲得對峙的平衡。在先秦，農耕人武器上的優勢比較明顯，一旦這個優勢減弱，就只好修長城了。長城之外，還有各種城墻，寨墻，用以抵御機動靈活的游牧人入侵。
趙昺也清楚漢朝之所以被歷史上稱為強漢，并為后世所推崇，并不是說它有多么富強，而是它將匈奴遠逐，解決了長期困擾農耕民族的的邊患問題，但漢朝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慘重的，也可以說為其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西漢年間，匈奴人和漢人的對峙，漢人在武器上還多少有點優勢，但在馬匹的方面，卻要差不少。基本上只能靠修長城，建邊塞據點，加強邊郡的兵力，再配合一點外交手段，防御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強盛的冒頓單于時代，他們也沒有大規模入侵中原，取漢而代之的野心。
匈奴的入侵，多半發生在草原有災害之際，他們不得不靠搶掠農耕地區來維持生計。但是，農耕人機動性差，若要主動出擊，規模小了會被人吃掉，規模大了，動一次，聲勢浩大。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光后勤供應，就耗費巨大，十萬騎兵行動，后面運糧草的馬匹，絕對要超過十萬。
即使有不惜代價的決心，可這樣的行動，能不能抓住敵人，還真不好說。因此主動出擊，打擊西域匈奴的幫手，化敵為友，縮小匈奴的活動范圍，是可行的策略，滿世界追擊匈奴主力，實際上是下下策。而武帝決心徹底擊敗匈奴，使衛青、霍去病絕大漠，封狼居胥的壯舉，卻讓漢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