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有宗教的傳統，做為神的空間的教堂通過宏大讓人感到自身的渺小，采用石頭作為材料更能夠長期保存下去。
中國采用木結構應該從商朝就開始定型了，商人本身的特點就決定了他們更喜歡木質結構。一是商朝的君主本身就是大祭司，但是與整個西方的宗教傳統都不一樣的是中國祭祀們的目光沒那么長遠。殷墟的甲骨卜辭基本上就是向上天詢問十天以內的情況，像什么最近天氣怎么樣啊，打獵要到哪個地方去啊諸如此類非常現實的問題（中國人的現實真是有傳統啊），根本就問不到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類終極問題。所以他們就基本不會考慮信仰傳承問題。二是商朝由于王位繼承和旱澇等原因曾經非常密集的遷徙過都城，在整個遷都的過程中使用石質材料自然是非常不方便的，使用木質材料是更好的選擇。
在視覺上，人們通常可以從遠、中、近三種不同的距離來觀察、體會建筑物的形體和美。西方建筑因為給人最大、最多的機會就是位于中距離去欣賞，因此，在里面構圖上就全部為求得此時的最佳效果著想了。中國古典建筑是沒有充分注意中距離的視覺效果的，原因就是很少有建筑物在中距離中充分地顯示自己的全貌。但對遠景的效果十分重視，經過嚴密的整體規劃，呈現優美、柔和的外輪廓線。有時對于景象考慮的范圍的廣闊，是“遠”得使人難以置信的。建于16世紀明代的十三陵的石牌坊，它的中軸線是正對著十公里外天壽山主峰之巔，用于作為這個舉世占地最廣的建筑群的起點。北京中心的景山、頤和園的萬壽山，它們都是經過人工加工而成的小山。景山上的五座亭子、萬壽山上的佛香閣，它們最大的用意還是為構成一個包括自然景色在內的壯麗雄偉的遠景。在視覺上這些建筑物都是只有在遠處才能體會到其布局的巨大和氣魄的，到了接近的時候，反而平平無奇了。
中西兩種不同的設計思路和結構風格導致西方人在建筑上著重追求向空間擴展規模，中國人卻主要致力于在平面上拓展。比如建筑年代相近的巴黎盧浮宮和北京的故宮，兩者總的建筑面積相近，但西方人的設計意圖是完成一座多層建筑物，故宮則是以廣闊、深遠的平面組織構成一個緊密的建筑群，它的基地面積幾乎是盧浮宮的一倍。
中國古代建筑材料以土木為主，幾千年來一脈相承。從史前建筑的穴居，巢居，到清代的大，小木作，這種木營造的方式逐漸自成體系，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土木結合的方式逐漸與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經濟結構相適應，并契合于封建時期的政治意識，宗族觀念，文化內涵和審美心理。單從木材自身的屬性來說，其彈張性，柔韌性，溫和性是其它材料無法比擬的。同時，土，木都可就地取材，儲備上也不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建造工期短，房屋的規模和形制也能靈活掌握。這種構筑方式體現出方便經濟的特點，放映出濃厚的農業文明特色，在審美上，這種材料的質地和色彩樸素自然，也滿足了在中國傳統哲學所崇尚的自然天真的返璞歸真的審美情趣，體現了人與自然的親和融洽。
中國傳統繪畫語言注重“線形美”，講究線條的婉轉、流動和節奏韻律，中國傳統建筑同樣也擅長以線造型、用線傳情，而木質的梁、柱恰好能適應這種“線”的藝術感染力。故中國傳統建筑無論是單體建筑的外輪廓線，還是群體建筑的天際線，都與中國畫中的勾、描手法有類似之處；與之相適應的是，西方建筑也與其傳統繪畫一樣強調“體積美”。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歐幾里得所創立的幾何美學和數學邏輯，亞里士多德倡導的“秩序美”，給西方建筑文明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翻開西方的建筑史，不難發現，西方建筑美的造型方式實際上就是幾何形體：雅典巴堤農神廟的外形“控制線”為兩個正方形；從古羅馬萬神廟的穹頂到地面，恰好可以嵌進一個直徑43.3米的圓球。不僅建筑造型上如此，在園林綠化上同樣刻意營造，就連花草樹木之類的自然物，也要經過人工修剪、雕飾，呈現出整齊有序的幾何圖案。西方人認為，美的建筑就是由明確的幾何形體、比例和確定的數量關系所構成，所以他們往往借助于富于邏輯性的幾何形體和數的組合來塑造建筑的形式美，而石塊厚實堅硬的質感則能很好地塑造出建筑的體積感。
首先中國古人并不追求生者建筑的永恒，而對建造死人陵墓更熱衷，迷信轉世之說。
木構建筑的特點在于模數化，單元重復的韻律，富于群體組合的變化。雖尺度有限，但變化無窮。中國古人為了追求建筑氣勢，也想到很多高招，
中國建筑在長期的封建制度下，形成了高度成熟，體系完備的禮制制度，對建筑類型，大小，面寬，進深有明確規定。普通人不得越矩。同時中國又一直是個世俗社會，修廟的熱情投入度遠不如修建教堂的。中國的廟最早是漢朝官員的舍宅為寺，就是把自己家捐出來改成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