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離接到對方的拜帖僅僅只過了一天的時間，但何夕還是設法從某些渠道打聽到了關于這間布行以及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豐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據說是當地的五大布商之一，當然了，這個時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圍也包括了其他的紡織品在內，并不僅僅只局限于棉布。事實上根據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這些大布商在當地都擁有相當面積的桑田和雇傭的蠶農，也就是說他們手中所掌握的可不僅僅是銷售渠道，而是從生產到銷售一條龍的完整產業鏈，而這正是駐廣辦所感興趣的地方。
這位姓馬的掌柜年過四旬，雖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據說也跟大老板沾親帶故有些親屬關系。這個時代的連鎖生意基本都不會擺脫家族經營的模式，特別是派到外地的這種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沒點血緣關系的人，是很難得到足夠的信任去坐上這個位子。
“永豐布行”在廣州城里開著一間不小的鋪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兩地出產的綢緞制品，針對的客戶也基本是以社會中上階層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豐”為穿越集團所采購的大宗貨物中，紡織品特別是綢緞制品，有相當一部分的貨源都是來自于“永豐布行”這些綢緞運回勝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裝火藥包上。
執委會所奉行的商業談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進行幾個負責對外事務的執委都是久經考驗的酒場老將，都喜歡先將對手灌個半醉再進行談判，這樣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當初李奈第一次到勝利港的時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這也間接地造成了之后雙方簽訂的合作協議中存在著大量對“福瑞豐”不利的條款。
駐廣辦成立之后，執委會也是從庫存中特批了幾十斤白酒給他們。但當他們來到廣州之后，卻發現本地也很有幾種味道不錯的佳釀，甚至還優于他們特地從后世帶來的那些勾兌酒。
在這個時代蒸餾酒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兒，唐代的時候就已經有燒酒被發明出來，元代文獻中便有了蒸餾酒和蒸餾器的記載，而明代的本草綱目中更是有詳細說明了燒酒的制作方法和醫用價值。因此在大明的酒肆中，也一直都有烈性酒出售。
當然駐廣辦拿出來的酒在觀感上要比普通的酒樓飯店高檔得多，因為他們所使用的是大明市場上難以見到的玻璃酒瓶。而這也正是駐廣辦已經向勝利港申報的新產業之一，由勝利港生產玻璃酒瓶，運至廣州，駐廣辦在本地組織白酒貨源和工人進行灌裝，然后貼上銘牌，再以原本價格的十倍以上出售。這門生意的可行性極高，而且大明的商人因為受限于包裝而難以模仿，但這個計劃報回勝利港之后卻被執委會暫時擱置到了一邊現有的玻璃制品產能實在有限，連完成手頭的訂單都還存在困難，就更不要說制作工藝較為復雜的玻璃瓶了，這玩意兒僅靠著目前純手工工藝人工吹制，很難談得上什么產量，起碼要等工業部研究出擠壓成型的簡易生產線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