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初級班和終極班的學員，書院對高級班這些已經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其實已經沒多少可以傳授的學問了。讓這幫人寄身書院，一方面是為了展現書院的教學成績，另一方面有些教學工作也可以交給他們去做，以沖抵他們在書院的開銷。當然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這幫人自己所作出的選擇。
對于高級班的這些讀書人來說，放棄數年寒窗苦讀考出的功名，投靠海漢從頭再來，多少也是有些不劃算的感覺。畢竟他們的功名在海漢人眼中并不值錢，去了多半也得從最底層的書吏做起。但如果能在下一次的鄉試或者會試中考出好成績，那立馬就能山雞變鳳凰，可以選擇的出路也就多了，至少不會淪落到依靠街頭賣字作為營生手段的地步。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兩句話一向被歷朝歷代的讀書人奉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開科取士以來，也只有考中“進士”之后才能有官可做。而進士的錄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讀書人只有極少一部分能夠獲得這種殊榮，絕大部分人終其一生也沒法通過這條獨木橋混進體制內。
這種激烈的競爭當然是每個讀書人在選擇科舉這條道路的時候都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所以大部分讀書人除了考取進士做官這個終極目標之外，其實也還是有比較現實一點的打算，比如說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后，就轉行去從事別的職業。
比較體面又有收入保障的職業，大概便是給在任官員當師爺了。科甲出身的官員學的是四書五經，只會寫寫八股文，甚至有些靠著納銀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員連八股文都寫不了，要這些菜鳥官員上任之后去辦理征糧收稅、審人辦案、迎來送往、上報擬稿、下發告示這些實際事務，多半都只能抓瞎。所以就必須要找一些有文化又懂實務的助手，來協助他們處理政事。
如果僅僅只是書蟲，沒有一定的社會經驗，那也很難會得到官員的青睞，畢竟師爺這個職位并不屬于衙門的正統編制，餉銀都是由雇主官員自己掏腰包而非公費開支，沒點真本事是肯定不行的。而科舉考試并沒有年齡方面的限制，所以當了師爺之后仍然可以繼續參加科舉。可以一邊拿著優厚的待遇一邊進修等下次考試機會，這對于讀書人來說的確是一條極佳的出路。
當然了，如果本身有官方認可的功名，那做師爺的肯定會更高一些。州縣官員一般會聘請有實務經驗的秀才，而各省道臺以上的官員聘請的師爺基本都是舉人，并且這些高級師爺手中也將或多或少地掌握一部分官府實權，其身份地位就絕非普通讀書人可比了。而且抓著從師爺身份躍升為一國重臣的例子，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比如晚清的左宗棠、李鴻章，都是師爺出身的肱骨大臣。
但話說回來，官員的數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師爺這碗飯也不是人人都能捧起來吃，這個行業里也同樣存在著競爭，能被聘請為師爺的讀書人比例，其實比考中進士當官的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大多數人最終還得另謀其他出路。
比如文筆好的讀書人可以專業代筆寫公文，唐代詩人李邕一生中代寫公文八百余篇，新唐書中記載“李邕代撰官折受籌銀巨萬，據此為豪富者。”類似這樣的公文高手，還有賀知章、宋之問、駱賓王等人，靠著這個特殊的本事，也能混個衣食無憂。
此外也有落榜文人遵循圣人的先例，自己開書院或者給權貴做家教，依靠教育產業發家致富。比如這白鹿書院的山長一職，歷來就必須要有舉人功名在身才可有資格接任。而這儋州大大小小兩位數的書院，其創始人幾乎全都是歷朝歷代的落榜文人。覺得經營書院麻煩想偷懶的，也大可找個有錢人家當家庭教師，只需管理那么幾個學生，同樣能混個豐衣足食。
當然還有一類人選擇的謀生方式更為直接，就是下海經商。走這條路的文人一般都有著殷實的家境，的確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萬三，清朝的伍秉鑒，都是科舉無望之后選擇跟隨父輩經商，之后就成為了當時的商業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