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傳開之后，曲余同自然也設法向海漢打聽過相關消息，但這對海漢而言是不可對外透露的絕密行動，知情人全都對此諱莫如深，也一致堅決否認了與其相關。但這樣蒼白的辯解并無實證，也很難讓曲余同徹底打消對海漢抱有的疑心。便正好是在他疑神疑鬼的時候，海漢艦隊從舟山港起航北上，而這支規模達到上百條船的龐大船隊出行，就不免會讓曲余同生出了誤解。
其實到這個時候的形勢發展都還是在海漢的預計之中，海漢也計劃好了用更多的實際好處來穩定寧波府官場的人心。但曲余同在這個節骨眼上表示要跟海漢劃清界限，并將限制海漢在寧波府境內的各種活動。
盡管明知對方的態度可能只是一種討價還價，以退為進的手段，但為了不妨礙大局，石迪文還是很主動地向曲余同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于是曲余同那邊就提出了一個看起來有些激進的方案，即雙方通過家族聯姻的方式來鞏固現有的合作關系。
這個方案其實與陳一鑫在登州的遭遇大同小異，差別就在于陳一鑫所遇到的對家是地方豪紳，而石迪文這邊對上的卻是大明的朝廷命官，堂堂四品的地方大員。這種聯姻的政治意義也遠非陳一鑫那邊的狀況可比，也不是海漢某一個人就可以作出決斷，自行答應或者拒絕對方。
王湯姆北上的時候，舟山基地的穿越者幾乎都跟著他悉數出發了，只留了石迪文在浙江坐鎮指揮，而對方提出聯姻，很顯然這個對象就石迪文了。
石迪文心知這事比較大，第一時間便向三亞的執委會進行了匯報，得到的答復是盡快調查清楚曲余同提出這個方案的原因，至于是否要與對方實際接觸，執委會倒也沒有給出定論，只是讓石迪文“酌情處理”。
要調查這件事的真相倒也并不困難，很快曲余同自己就主動將答案公布出來在杭州城發生了于平風三人失蹤的事件之后，有人以“勾結外番”的罪名，偷偷向上頭打了曲余同的小報告。雖然這種不痛不癢的罪名很難真正讓曲余同翻車，但如果朝廷有人想借此立威，又或是扶持自己人上位，那還是很有可能會將曲余同從現在的職位上調離。
曲余同想洗白自己幾乎是不可能了，如今寧波府可是有不少海漢人的產業，他也不敢真冒著開罪海漢和本地富商的風險去清除掉這些業已開始運轉的行業，有心人真要收集他的“罪狀”，在寧波府走一圈隨便就能弄到一大筆。所以不甘放棄現有環境的曲余同所想出來的應對辦法，并非設法洗白自己，而是打算走另一個極端要告我勾結海漢，那我就好好勾結給你們看，除了我曲余同之外，還有誰能維持寧波府的和平
曲余同希望通過聯姻的方式，將雙方在明面上的關系也捆綁到一起，同時通過海漢向浙江官場施加壓力，不接受任何人取代他曲余同的位子。雖然其目的是為了保住在寧波府的地位，但這種手段可謂是破釜沉舟，決心極大了，與當年羅升東投靠海漢的舉動相差無幾。
當然石迪文也不會聽信他的一面之詞，讓安全部在杭州城設法打探了一番，得到的消息倒是印證了曲余同的說法。浙江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大衙門的風向都很一致，認為海漢人在浙江地區的行事有點缺乏控制，而其根源便是在于統轄舟山群島的寧波府施政不力，于是這頂帽子便扣在了曲余同的頭上。
三大衙門的意見如此統一，也就難怪曲余同會著急了。但要認真說起來，他背這個鍋也確實不冤枉，海漢從攻打舟山開始，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便已經將杭州灣以東海域劃為己有，在寧波府鋪開了自己的商業體系，并且利用軍事和經濟手段影響杭州灣周邊各州府的官場風向，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得益于寧波府的配合。如果沒有曲余同這號人物，海漢在浙江打開局面的進程或許會比現在要慢上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