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成大朋這幾年在巴達維亞所取得的功績，何夕當然十分贊賞，他知道自己這個部下在一線的活動能力的確非常強，而且對荷蘭人的了解程度也是安全部里首屈一指，巴達維亞的情報站負責人可謂非他莫屬。所以當初成大朋返回三亞任職一段時間后又提出要南下回巴達維亞常駐，何夕也是一口答應下來，因為他很清楚只有把成大朋部署在巴達維亞，才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
但同時何夕也注意到，成大朋在巴達維亞乃至南海地區的行事越來越表現出強烈的個人風格，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行策劃實施，雖然也會按照安全部的制度向三亞報備，但主動請示工作的時候卻是越來越少了。
這倒不是成大朋的忠誠度出了什么問題，何夕依然確信這名部下對國家的忠心耿耿，只是成大朋常年在距離海漢本土數千里之外的地方單獨行動，的確也不可能時時事事都向本土請示之后再做決定。
這種模式的好處就是一線的情報人員能夠對當地局勢變化及時作出反應，不會因為來回請示而錯過了大好機會，同時對情報人員的獨立運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弊端也同時存在，情報機構本來就是特權部門，給予這些在外主持情報工作的官員過大的權力，很容易就會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這樣的事例在安全部所屬的駐外情報官員當中并不是沒有先例。
安全部外派的官員大多對海漢這個新興政權都還算忠心，作為隨這個國家一起崛起的新貴，他們往往也很珍視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但常年駐外手里又有錢有權，很難有人能夠完全克制住自己謀取更高社會地位，更多物質享受的天然欲望。
而海漢因為擴張速度太快，對專業人員的需求很高，所以官方給他們安排的入職培訓期都比較有限，內容往往更強調專業技能，對于思想政治方面的意識灌輸則因為時間問題而相對較少。
在缺乏足夠監管和限制的環境中，這些半路出道且手握特權的情報官員們就會很容易迷失本心。何夕是真的有點擔心成大朋在巴達維亞待的時間太長，慢慢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聽命于三亞，而不是在力有不逮的時候才想起來求援的對象。
前次成大朋前往馬六甲海峽地區進行跨國貿易，順便到星島去招募了幾名據說能通曉西班牙語的漢人囚犯，這件事何夕雖然當時是點了頭，但他還是認為成大朋的招募有些草率。畢竟當地幾乎不具備合適的情報人員入職培訓條件，而這些人又是從馬尼拉流放到星島的服刑人員，對海漢的敬畏或許有余，忠誠卻肯定不足，成大朋要在當地親自培訓這些新人，這在何夕看來并不是一個完全靠譜的計劃。
而如今距成大朋在星島完成招募才不過一個月，他就要以掌控糧食市場，吸納策反荷蘭官員為由，在巴達維亞進行并非由安全部策劃的大動作。采取這些措施有多大的必要性，成大朋又有幾分成事的把握，這些信息在巴達維亞發回來的電文中都沒有得到具體的說明。
當地的狀況究竟有多么緊迫，與成大朋接洽的荷蘭官員是否可靠，在爭奪當地糧食市場控制權的過程中需要動用多少資金，事后是否能夠通過合理的經營方式回收這些預算外的開支何夕需要弄明白的問題還有一大堆，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那么他在執委會這邊也很難說明成大朋在當地采取激烈措施的必要性。
何夕第二天帶著成大朋的電文來到勝利堡，先找到施耐德，向他說明了情況。目前外交事務是由寧崎和施耐德在共同管理，寧崎主管的是大明及周邊受漢文化影響深遠的這些小國，而施耐德則是專門負責西方殖民國家的事務，兩人各有分工。這成大朋所負責的是荷蘭人在南海的統治區，何夕自然是要跟施耐德先通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