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執委會所掌握的礦藏資料，山東的金礦儲量是全國最高的地方，而這些礦脈又大多集中在膠東半島地區。招遠、掖縣、平度、乳山、牟平、棲霞等地都有分布，其中又以招遠、平度兩地的礦脈最為集中，而且埋藏較淺便于露天開采。
而根據史料記載，最早在北宋時期的景德四年，即公元十一世紀初，宋真宗便派了大臣潘美到招遠地區督辦玲瓏山金礦的開采事務。當時登萊兩州的黃金年產量近萬兩，約能占到全國黃金產量的九成左右。而到元代，朝廷進一步加大了對膠東金礦的開采力度，產量比宋代產金高峰期的皇祐年間足足高出了一倍有余。
到了明代，這一地區的金礦自然也被繼承下來，明神宗還曾派了大批太監到地方上監督金礦開采。只是這些監督措施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登萊地區的金礦產量非但沒能得到提升，下滑到僅有元代最高產量的六分之一左右。天啟年間熹宗還派了魏忠賢到登州監督開采事務，但同樣也未能起到實際作用。發生于1631年的登萊之亂，更是摧毀了這一地區幾乎所有的礦場，雖然近幾年慢慢在重新復工，但相關技術人員在戰亂中的嚴重流失導致生產效率也隨之下降，如今的產能較之以前已經下滑了太多。
而原本在這一地區以挖礦為生的礦工，近幾年卻有不少人陸陸續續跑去了福山縣，變成了為海漢效力的礦工。原因無他，還是因為海漢給的待遇更好，能保證礦工們的生計。
通過這些跳槽的礦工，海漢也就慢慢獲知了關于招遠地區金礦開采狀況的信息。舊的礦脈經過幾百年的開采之后，礦藏已經逐漸枯竭，產金量慢慢入不敷出，難以維持礦場的正常運轉。而官府又沒有能力探尋到新的礦脈，所以招遠地區的金礦產業就逐漸衰敗了。
但這樣的信息與海漢高層所掌握的情況顯然是不相符的，招遠地區的金礦即便是到了幾百年之后也遠遠還沒有枯竭，除了前幾個世紀由官府組織開采的玲瓏山金礦外，招遠縣內的阜山、羅山、金華山等地，還散布著大小千條金礦礦脈，其中不乏儲量大、品位高、埋藏淺、易開采的上等礦脈。只是當下這個階段官府的探礦能力已經幾近于無，所以開采規模也在逐年萎縮，這無疑便是給海漢了施展手段的舞臺。
當然了，考慮到招遠縣的地理位置距離海漢控制的福山縣還較遠，而且開礦參與人數眾多，難以保守秘密，一旦海漢在該地區開采出新的金礦，勢必很快就會引發大明的關注，屆時再為礦脈所屬權發生爭奪，甚至爆發武裝沖突，那對海漢而言也將是一個麻煩事。
所以此事雖然已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海漢高層也沒有匆忙作出決定，還是要先做好萬全的準備之后再考慮動手。
從地理環境來看，海漢很難完全復制之前在福山縣的操作方式，去占領地處內陸山區的招遠縣。而且兩地間相距百余里，中間幾乎都是山地丘陵，陸上交通并不便利，不管是運輸物資還是調遣兵力都是一件麻煩事。
如果要想通過軍事占領來實現目的，那海漢需要投入在這一地區的資源就實在太多了，大明也不太可能坐視海漢在山東搞出這么大的動靜，一旦發生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就將會影響到兩國間的外交關系，這并不是海漢愿意見到的情況。
相較于兩國貿易為海漢在各個領域造就的巨大收益，在招遠開采金礦所能創造的價值僅僅只局限于經濟方面，孰輕孰重，海漢高層自然看得很清楚。即便要開采招遠金礦，那也必須是在保持現有外交關系的前提下再進行實施。
在當地尋找未經開采的礦脈，對海漢來說并不存在技術上的難度，資料庫就有后世這一地區的各個金礦開采點，多派些專業人手到當地去按圖索驥，要找到一處合適目標無非就是時間問題。
真正的難題還是如何能在開采礦脈的同時還與當地官府處好關系，不會因為礦藏的所屬權而翻臉。要營造出這樣的局面，唯有提前收買當地官府，達成利益同盟才行。
這種牽涉甚大的事情，當然也不能交給普通人來操作，所以安全部便接手了這項任務。郝萬清在此之前多次以富商身份造訪招遠縣，一來二去跟本地的谷知縣搭上了關系，確認此人可用錢財收買，然后慢慢便一起琢磨出了一個操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