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小鎮位于甌江發源地，東西兩溪環城逶迤蜿蜒，生生把小鎮勾勒出一個葫蘆型來。有那貪戀水的溫柔忘了回家的孩子，總會被母親追著耳提面命“玩水，玩水。看你哪一天就掉到河里落了溫州”。
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被潮流挾裹著前行，個人在時代面前想要反抗就像螳臂當車，有些自不量力。就像衛紅去溫州，就像我去深圳。
1992年之前，我并沒有想過要離開小鎮去看外面的世界。我覺得我會像我母親希望的一樣，留在父母身邊，做個承歡膝下的乖乖囡。
衛紅也一樣，因為她家只有兩姐妹，在那個多子多福，提倡英雄媽媽的時代，略顯門庭冷落。雖然江浙一帶有點母系氏族社會的遺風，家里的女孩子能干的不少，掌握家庭財政大權的也是女性。可是一個家庭沒有男丁總覺得少了一點什么。所以她早早的聽從父母安排，招了個女婿進來頂門立戶，最好盡快生個孩子是帶把的。
衛紅對于自己的職業生涯是這樣設想的，家里養著幾頭豬，自己跟著舅媽搞副業穿棕板賺活錢。新婚的丈夫頂替母親在責任田里忙碌，母親帶孩子，父親工廠上班，舉全家之力供養劍紅。
小她兩歲的劍紅今年暑假剛參加完高考，也許因為女孩子特有的緊張情緒，沒能金榜提名。家里父母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在父親工作的五金廠找個活干，也許做上幾年臨時工，等父親退休了就可以混個正式名額。
衛紅對于劍紅去工廠的事情是持反對態度的，她直著嗓子說“當年我初中畢業你們也說讓我進工廠，問了一年都沒有準信。我只能在家養豬穿棕板。我沒有腦子讀不好書，我認了。現在劍紅高中畢業你也讓她進工廠，且不說去不去的成，轉不轉的了正。劍紅讀書好，再復讀一年，考個大學像隔壁周老師一樣教書不好嗎”
衛紅作為長女，在家里面還是有些發言權的，于是劍紅又重新回到教室，開始了復讀生涯。
1992年，這是一個有些慌亂的年代，就好像春天來臨之際的田野，一聲驚雷，仿佛一切都蘇醒了。
農民離開了土地，工人離開了工廠，人潮像螞蟻搬家一樣的從山村到小鎮。小鎮到縣城，縣城到市里。反正每一個人都往更遠的地方去前行。也許遠方代表著希望，在遠方，除了金錢還有詩歌。
這樣的離開，這樣的進城潮，有些是自己爭取，有些是被迫離開。
衛紅去溫州的理由很簡單，穿棕板一個月只能賺到40元錢，家里的豬一年出欄兩頭估計300元。而小姐妹在溫州組裝一次性打火機，1厘錢一只，多勞多得，有個小姐妹一個月就拿到了180元。她是奔著錢去的。
而我的離開呢，就有些被迫和無奈了。作為小鎮里稀缺的居民戶口，吃糧站供應米，買過0144元一斤米的“最后的貴族”。最開始按照勞動局待業青年分配制度分到制衣廠，日子是過的渾渾噩噩的。
在那個工廠里，我雖然有一點嬰兒肥，但追求我的人也不少。不過吸引我的是那個戴著眼鏡長的帥帥的小機修。他的家庭情況和我差不多，我們的父親母親居然都是同事。
我那時候的機修男朋友喜歡顯擺他游龍矯健的字體，經常找一張白紙抄詩給我。比如說“世界啊，在你的腳下有1000個吶喊者。我就是那第1001個。”
又比如說“我愿意在你身邊站成一顆樹，只為等你的花開”。
年輕的時候不懂為稻粱謀的艱辛，他偷偷塞給我的小紙條經常弄的我臉紅心跳，似乎找到了戀愛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