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輝說道“朝廷這次進行土地改革，從此以后，不在按照人頭收稅，改為按照實際土地數量收稅，土地少的少交，土地多的則是多交。”
李勛看了劉光輝一眼，這樣一來，對于大地主大家族來說，可不是什么好事，趙詢的這次土地改革，可以看做是一次財富倒流，對天下財富的分配，重新進行洗牌，從那些掌握巨量土地的豪門大族手中，獲取巨量錢糧，彌補朝廷的財政困難。
這樣做的好處，減輕了普通百姓的沉重負擔，同時也減輕了雙方的階級矛盾，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趙詢的這種變革，把朝廷和百姓的矛盾，轉移到了門閥世家的身上。
而且從根本上，以新的稅收制度，代替了均田制以及租庸調制，土地兼并的嚴重性，既然控制不了，那就不控制，趙詢顯然徹底摒棄了曾經的老路，以全新的思想與理念，去走一條全新的道路。
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稅制的失敗，不僅說明流通經濟相當發達的今天，不可能再把土地與百姓束縛定著起來，還說明長期因緣積累所逐漸形成的門閥及其有關的政治勢力，再不會允許他們把已經領有或將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權力，交到中央朝廷統制支配，任何土地兼并的措施與政策，必然遭到這一政治階層的全力抵制。
所以，為了適應這兩種客觀情勢，綜合以前以及現在的局面，趙詢聽取了好的建議，并且最終下定決心，不在壟斷土地分配權，以長期控有賦稅源泉，而在承認既成土地所有關系，以改進賦稅收入，也就是從土地的根源上去統計收稅，而不再是把人和土地捆綁在一起。
財政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很繁瑣，劉光輝只是說了一部分。
邊遠地區，比如嶺南、山南這些地方，土地稅賦的收取，糧食的交付，轉換為等價的白銀、銅錢，這樣可以大大減少路途、押送的損耗與風險，去年，嶺南全道糧食稅收大約兩百萬旦，但是一路的損耗，運到豐京的時候，已經不足一百六十萬旦，這種損耗太大了。
財政改革的內容，其實主要就四點。
第一，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
換言之就是朝廷要用多少錢，就向百姓征收多少。
具體實施時是參照前幾年財政支出。
先制定稅收總額，再將這一稅收額分配到各地，各地按稅收配額制定稅率。
第二，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取消主籍客籍之分，從法律上承認客戶的地位。
由于稅率并非由中央朝廷統一規定，而是由地方根據稅收配額制訂，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區，人均稅率就越低。在主客籍不分的情況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紛紛遷入這一低稅率地區，這種遷徙又反過來進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異和稅率差異，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按照資產多少決定納稅額，取消原來按人頭固定征收造成的不公平。
對于民戶以及地主、豪門的資產狀況嚴格掌握，常年核對，每三年進行一次重新核準，然后按照實際土地數量交稅。
第四，秋夏兩征之，原有的租庸調三個項目都并入兩稅，地方官府遵照朝廷統一標準，進行征稅，不得自己進行調整與增加，取消所有兩稅之外的一切稅賦，也就是把地方財政大權，全部收歸中央朝廷，地方官府只是起到一個代為征收的作用，中央朝廷對全國所有稅賦進行統一籌劃，額定之外的稅收數量，地方官府的這個權利，被直接剝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