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中世紀城堡時代，堅固的城墻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現存至今的歐洲古城堡遺址也是以石塊居多，很少見到用泥土夯的城墻。
泥土城墻在亞洲卻不少見，尤其是在缺少石料的地區，除非像埃及人修建金字塔時那樣不計成本，否則從遠處運石材費用太貴了。
這肯定會消耗人力物力和財力，不過沒有城墻住在城里的人也沒有安全感，但當時只有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等重要城市才會修建全石塊城墻。
巴黎的繁榮不斷招來新的威脅，比如維京海盜，以及東方的異教徒，在過往菲利普·奧古斯特時期為了防御阿拉伯人法國需要擴充兵力，同時也需要加固城防，全部用石塊不現實，當時的人們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將碎石、磚塊摻在城墻里，外面敷上一層石材。它實際牢靠不牢靠沒人知道，但至少看起來城墻是很堅固的，當時盧浮宮并不是展示藝術品的宮殿，而是城市防御體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有牧場、農田和菜園，保證城市被圍時仍能保持食品供應。
泥巴要是太稀，抹到墻上也糊不住磚塊；磚塊要是燒紙得不合格，一樣無法建造堅固的城墻。
拿破侖自己原本是意大利人，不過在他退位之后，被囚禁在厄爾巴島上的時候在和英國的來訪者們聊天的時候曾說意大利懶散孱弱，而法國人至少在拿破侖時代和他們是不一樣的。
誰都可以上前線，唯獨維克多·雨果不可以，他要做只有維克多·雨果才能干的事。
拿破侖已經在前線了，拿破侖·波拿巴身材瘦小，像一只穿靴子的貓，體格上比不了軍團里的其他士兵，但士兵們愿意舍棄自己的性命保護拿破侖的安全。
他在法國，尤其是法國軍隊里找到了歸屬感，這就像是愛情，單方面的付出是沒有感覺的，要兩個人一拍即合。女人讓他失望，軍隊卻沒有，對待退伍軍人他并沒有把他們當成工具，他之所以被葬在榮軍院也是因為他經常去探望那些住在榮軍院里的士兵，而他的繼子歐仁在他退位被囚后依舊在照顧老兵。
他將自己的屬性定義為軍人，所以他了解軍人，明白他們需要什么，拿破侖即位后開始大搞建設，其中包括修建防御用的城墻，這道城墻在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還起了作用，在1874年這道城墻不僅沒有被拆毀，反而被加固了。一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面對現代化戰爭武器城墻已經失去了它的作用，人們才將這道城墻部分拆毀，這道城墻不僅成了巴黎市區和郊區的最后分界線，同時也是古董舊貨和窮人、流浪漢的集散地。
窮就免不了小偷小摸，偷點東西賣錢，有錢人就不需要。但小偷和大盜的區別有時其實并沒有那么明確，比如小偷膽子大了也可以偷盧浮宮的蒙娜麗莎，而大盜則時刻盤算著怎么收走窮人口袋里的幾個字兒，即便他坐擁金山了，還要披著合法的外衣強取豪奪。
奧斯曼時代的改建本質上和英國的圈地運動沒什么區別，只不過英國圈地是在鄉下占領大范圍的土地，那些修高級公寓的建筑商和銀行則是選取的巴黎最美的地段，一個重量一個重質罷了。
房子大了之后每個房間就會有自己的功能，比如書房、會客室和臥室。圈地后的英國貴族房子可大了，還有衣帽間和游戲廳，而當時的巴黎人普遍只有一個臥室，兼具著書房、衣帽間、餐廳的功能，個別窮困的家庭還兼具著廚房和廁所，即便是高級公寓倫敦人也對巴黎擁擠的居住環境難以適應。
雖然馬爾福是偽裝的純血、偽裝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但生活習慣上已經和古老的純血家族沒有區別了。馬爾福家族在巴黎沒有購買產業，他們在法國鄉下的葡萄酒產區有酒莊。
盡管在古羅馬時期，如西塞羅這樣的學者曾將盎格魯撒克遜人和高盧人都歸結為野蠻人，但這兩個民族還是有區別的。
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天生的賭徒，他們不考慮戰敗了會怎么辦，而是本能想著“假如贏了呢？”。
哪怕手里已經徹底沒有籌碼了，他們還是會接著賭，只是這時他們會撕破文明的偽裝，什么陰險毒辣殘忍至極的辦法都會用，反正他們會死死咬住敵人，直到最后看誰先死。
高盧人則天性傲慢，他們不從事農業生產，也瞧不起農民，崇尚武力。有些士兵在復原退伍后沒有辦法繼續過以前那種鄉村閉塞的生活，即便他們僥幸活過了瘟疫和戰爭，平民的生活也會將他們給打倒的。戰死疆場或許還是個好歸宿，至少不會流落街頭。
巴黎公社如果宣布成立城市共和國，就算“凡爾賽分子”不封鎖道路，他們也無法從鄉村和城郊獲得補給，法蘭西是不允許分裂的，饑餓會讓一些頭腦發熱的人腦子清醒過來。
雨果的日記里寫道：一枚雞蛋售價兩法郎七十生丁，大象肉每磅四十法郎，一袋洋蔥800法郎。修補羅漢館所有被打碎的玻璃也不過七百法郎。
會有人餓死，這就是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