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從孔孟開始就崇尚重義輕利、人性本善，而法家，尤其是商鞅和韓非都是相信人性本惡的。
商鞅重刑輕罪，動輒挖鼻子割耳朵，還曾一日之內在渭水邊處決過700名犯人，整條河都被染紅了，他認為只有通過嚴格的法律，讓人畏懼才能制止人為惡的心。
韓非是個結巴，他認為君臣之間只有利害關系，沒有父子之親，利益所在的地方，人就會忘了好惡，使弱者變強，怯者變勇，勤于耕織者勇于殺敵。
荀子認為：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處于爭奪。
表面上看著順從的人并不是真的順從，而是為了爭奪更多的利益，韓非認為，為了利益，人們除了爭斗外還會合作，為了更大的利益，仇人也會握手言和。
商鞅之策沒有給社會留下道德和價值觀的選擇，一切社會關系都變成了利益與刑法的關系。單純強調功利而忽略道德會大量釋放人的自然和生物欲望，秦國軍人為了戰功，不僅作戰時勇猛，連戰俘和平民也殺了，為了獲取更多的人頭，秦國也因此烙上了永遠無法洗刷的“暴秦”、“虎狼之師”的痕跡。
商鞅變法是因為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孝公死后他就沒有了靠山，原本他打算連夜逃跑，卻發現要住店的時候沒有帶可以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按照當時的法律入夜后還在外游蕩的人是會被抓的，商鞅這才明白自己變法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秦惠王即位后貴族們要求車裂商鞅，秦惠王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可是變法還是要繼續下去。等到了秦昭襄王的時候，秦國已經有一統天下的局面了。
《戰國策·魏策四》寫了一個故事，秦昭襄王派人對魏國的安陵君說想用五百里地換取安陵。
安陵只是戰國時期的一個小國，加起來都沒有五百里。在戰國初期，魏國還是個很強盛的國家，是戰國七雄之一，曾與韓、趙一起三家分晉，到了戰國中末期已經是個小國了。
安陵君很輕易就看穿了秦王提出的“豐厚條件”背后的陰謀，以秦國的國力和軍隊，豈是安陵可以戰勝的，如果秦國不讓那五百里地，那么他會白白賠了安陵，于是安陵君派了一個“老臣”唐雎出使秦國。
唐雎90多了，比70古稀還要多20歲，對他用刑死得更快，即便他沒有荊軻那么大膽，可是他什么都敢說，他對秦昭襄王說“別說區區五百里地，千里的土地也不敢換。”
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
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
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
秦王曰：“布衣之怒，不過是除帽光腳，以頭搶地耳。”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專諸刺吳王僚的時候，彗星襲月；聶政刺韓傀的時候，白虹貫日；要離刺慶忌時，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現在加上我就要成為四個人了。若士必怒，就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就像今日這樣。”
說完那個老頭就拔劍要同歸于盡。
秦王這時變了臉色，和唐雎客氣了起來，然后韓國和魏國雖然亡了，安陵卻暫時得以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