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和珅一起參與鎮壓叛亂的是阿桂，打了敗仗他也在找借口，于是在上報軍情的奏折中，阿桂多次提起了當地雨水太多，勢甚滂渤，部隊行進艱難。
乾隆帝卻收到甘肅年年報旱，為什么今年雨水那么多？
于是他下令仔細調查甘肅這幾年的天氣，調查結果很快就上來了，甘肅風調雨順，豐收了好幾年，所以本地的富戶也頗有余糧，剛好可以供捐監者拿出余糧賣糧上捐，這些糧食流入民間市場，報給皇帝八十多萬石糧食實際一粒沒有，為了把這些紙面上的糧食“消化”掉，王亶望偽造了開倉放糧的故事，這下賬就基本上平了，只不過多了1萬9千名捐監的生員。
往年甘肅全年的監生也就8000人左右，而這種情況從乾隆三十九年持續到了乾隆四十六年，7年時間里甘肅收監27萬，折捐監1227萬余兩。舉人所在的福建倒是真的發生了旱災，卻無糧可賑，前面幾年因為這些甘肅考生大量涌入，造成了激烈競爭，他也就沒有進京趕考，后來福建活不下去了他才離開的。
像他這樣的中產階級都這樣，何況是底層平民。那段時間很多人跑到了臺灣，聽說那邊地產豐富、土地肥沃，隨著流民一起涌入的還有官僚、富豪。
從順治六年起，規定地方官招收流民，不論原籍在什么地方，編入保甲，開墾無主荒田，給以印照，永準為業。
清庭不允許農民隨意開荒，必須要發一種“墾照”，這樣才允許開荒，而申請執照需要“報墾”，這是需要一系列手續的。由于獲得“墾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民的成功率不高，反而富豪、官僚這樣有一定實力的人容易得到開墾土地的權力，而處于底層的平民只能受雇于同樣跟他們一起“報墾”，卻優先得到“墾照”的地主，稱為佃農。富豪和官僚則成為“墾首”或“墾戶”，這樣的土地制度被稱為“墾佃制”，一般前兩年按照比例分成，待產量穩定后改為收定額。
臺灣受廣東和福建的影響，采用了“永佃制”，即佃戶參與過墾荒，所以業主不可以將土地轉租給別人，并且佃戶在不欠業主租金的情況下，對自己耕種的土地享有繼承、專賣、抵押和買賣的權力。也就是說，在無法申請“墾照”的情況下，新移民只能做佃農，而舊佃農有永佃權，他們只能臨時租種土地或受雇傭當手工業者，否則就只能繼續在城市里當流民。
這些游民沒有田產、沒有生計、長期處于顛沛流離中，被稱為“羅漢腳”，當這些游民聚集在一起往往會發生械斗，他們的背后往往有閔粵宗族在背后支持，由此產生了一種名為“江湖”的邊緣社會，同時給了添弟會吸收人手的機會。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爆發了林爽文起義，他們主要是殺貪官，畢竟他們的目的是“反清復明”，將清政府的官僚趕走，像國姓爺一樣，自己代替其進行統治。
白蓮教則是官員、富戶一起殺，“吃大戶”是一種以戰養戰的辦法。
也是在乾隆四十七年，御史錢沛聽說了一個傳聞，山東巡撫和布政使狼狽為奸，打著為皇帝采辦貢品的名義大肆貪污索賄，并且遇到官員調補吃拿卡要，不送禮就不辦手續，州縣官們只有挪用公款，勒索百姓，導致山東多地縣庫虧空。
縣官們“納貢”不會老實從自己的俸祿里省吃儉用，而是會從縣府庫的“火耗”中折下來，縣令們這么干巡撫國泰視而不見，他只管自己賺得盆滿缽盈，李侍堯沒死是因為他為皇帝購置貢品，有了這個“免死金牌”，乾隆收到10萬兩的禮物，督撫可收十萬兩，縣令們可收百萬兩。
有了錢之后就要享受，王亶望硬生生將位于黃河邊上蘭州府內的府邸變成了江南的西湖，而他的下一個目標則是去真正的西湖。
其他官員跟他差不多，都用錢疏通，打算覓一“美缺”。
為了查清山東到底有多少虧空，左都御史劉墉與和珅一起前往山東調查。
劉墉是左督御史，算是御史錢沛的上級，至于和珅為什么也在調查組里，可能是因為他才處理了云南總督的案子，以及他粘桿處侍衛的身份。
一開始他們走的官方渠道，照例欽差大臣路過，當地官員都會熱烈歡迎，劉墉、和珅到達濟南后果然盛情款待。
不過這一次和珅一行人直接到了歷城，并且開始查賬，查出來的結果讓人意外，除了谷倉少了3000多石，銀庫的庫銀數量卻與賬冊完全吻合，也就是說庫銀并無虧空。
為了謹慎起見，他們到了銀庫，清點后數量依然沒錯。
接著他們又走訪了幾個縣，都是一樣的情況，反而好像錢沛誣告了他們。
劉墉想了個辦法，他扮成道士到處打聽。原來白銀分為官銀和雜色銀，官銀是要入庫的，通常是銀錠或銀塊，純度比市場上流通的碎銀要高很多，而“火耗”就是在碎銀融化成為銀錠時折耗的。
歷城庫房里的銀錠有不少雜色銀，根據這個線索，調查組將歷城庫房里所有的箱子都打開檢查，總共發現少了四萬兩白銀。
一個城4萬兩，整個山東有多少呢？
劉墉錢沛繼續察別的城市，和珅留下審案，這虧空是如何造成的，結果這4萬兩中有2.5萬兩是沒有報銷的軍費，正是用于鎮壓王倫清水教起義的。
從江南運到瀏河的糧食要在山東轉運一次，這就給了國泰這種滿臣可以操作的機會，他將這些糧食高拋低吸，賺取差價，這樣一來東北的糧食價格也被他給炒上去了。
“念啊。”波拿巴很平靜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