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國泰的是直隸總督，那么當時任職直隸總督的是誰呢？
袁守侗是山東人，雍正元年出生，系山東首富袁紫蘭的孫子，不僅家中富可敵國，而且還是官宦世家。為了方便家里人進京，同時也是造福一方，從焦橋到京師到路都是袁家修的。
袁紫蘭有五個兒子，他的第四個兒子叫袁承紱，袁承紱的長子就是袁守侗，他乾隆九年中舉，來年進京博取進士第時候名落歲山，家里人就按照中書舍人陳云庭那樣，給他捐了個內閣中書，再充軍機處章京積累履歷。
后來他升遷吏部郎中，經過考選擔當江西道監察御史，再外放為浙江鹽驛道道員。
驛道指的是陸路，當人口大省的總督、巡撫絞盡腦汁如何在任職期間保證糧食供應的時候，諸如貴州等地則為鹽的運輸而傷透腦筋。毫無疑問水路運輸糧食、鹽這些重貨要輕松得多，然而因為廣州等地的海路用來運輸糧食了，運鹽只好使用陸路。
即便川鹽從水路運輸，也要經過水勢湍急的烏江。這條河流歷來被視為天險，漢代、三國都曾在這里演繹過金戈鐵馬的故事，因此川滇地區的陸路商道自古繁榮，是川鹽入滇的重要通道。
浙江的鹽政則存在私鹽與官鹽的問題，盧見曾曾為兩淮鹽運使，鹽引不僅僅是商人繳納稅款后的證明，也是運銷食鹽的憑證，如果沒有鹽引就販運食鹽就是販賣私鹽，販賣私鹽是一項很重的罪。
通過陸路運輸的鹽引為“陸引”，通過水路運輸的鹽引為“水引”，清王朝加強對食鹽運銷的管理，推行“計口授食”制，按照各縣人口多寡，以每人每天食鹽五錢計算，確定各地行鹽的總數，然后攤派給可以從事運販鹽的鹽商。
隨著平定三藩后，大量江西、湖南、廣東、陜西移民涌入云貴，人口增加也意味著鹽引增加，但相應的，那些人口流失的省份開鹽引的數量就會減少。兩淮鹽引案的關鍵點就在這里，那些人口流出的省份并沒有減少開鹽引的數量，這些鹽引開了卻沒有交稅，只是一個通行憑證，陸上的驛站有工作人員，他們不只是安排官員的食宿，同時也有檢查這些通行證的職責，自乾隆十一年開始到三十三年，總計二十余年，未繳納稅收合計1090萬兩。
而貴州等地因為人口增加，原本的陸路運輸食鹽已經不夠了，原本川鹽要沿著水路銷往湖南、江西等地，隨著湖南苗人起義，運輸食鹽的鹽道成為了戰場，駐防官兵為了軍事行動，在營與營之間鋪設了“營道”，而這些營道借用了古鹽道。于是清庭將川鹽的主銷地改為貴州，并且整修赤水，方便運鹽船進入貴州。原本由川鹽供應的市場則被河南、浙江等地取代。
鹽政從多個方面有油水可撈，但經過袁守侗的治理，浙江鹽政各項工作大有起色，后來升廣西按察使，再后來他父親死了，守孝期間依舊在軍機處當章京，除喪后進禮部，在軍機大臣身邊行走，兼職順天府尹，四十一年遷戶部尚書，四十二年調刑部，四十四年和高晉一起修大壩，治引河，四十五年升至直隸總督，但是四十六年十一月其母去世，他要回去守孝，在此期間的職務由東閣大學士署理，直到甘肅監糧舞弊案爆發。
遇到這種情況沒人能安心在家里呆著，尤其國泰案發時是山東巡撫，而袁家剛好是山東的，袁家家大業大，樹大招風，一旦牽連其中，或者“被人”牽連其中，他們就可能成為紅樓夢里的薛家。
然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是鄭大進，此人也是以革除弊端而聞名的，有了他在直隸總督的任上，不論多么著急，尚在丁憂期間的袁守侗是不能自己把他趕走，換成自己坐上總督位置的。
乾隆下江南的時候曾經去過杭州的圣因寺瞻禮，寺內羅漢堂內供奉著貫休《十六應真像》，他按照梵文經書，調整了羅漢的譯名和位次。
十六羅漢最早出自唐玄奘所譯《法住記》：佛陀臨涅槃之時，囑十六羅漢，自延壽量，常住世間，游化說法，作眾生福田。
故佛寺里常雕羅漢像，供養者眾多，受此影響，10世紀中原、四川等地的畫家已然流行創作“十六羅漢”題材，圣因寺內供奉的十六羅漢是五代時期高僧貫休所繪，不僅姿態超然入化，而且形骨奇特，乾隆帝對此作非常喜愛，命令隨行內廷畫師徐揚臨摹。
袁守侗照著徐揚的畫，制作了一套玉冊，每塊玉版均用上等和闐白玉雕刻，雙面淺刻羅漢圖并填金，圖像一旁銘刻乾隆帝四行隸書詩文，用上等檀香木作木板，上刻海水江崖雙龍戲珠紋，中間以藍料填刻“御制十六羅漢贊”，背部雕刻云龍紋。玉撫之細膩溫婉，香氣宜人，很得乾隆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