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規定臣僚們的奏折必須親筆書寫，如不能自己書寫，可由親近子侄代書，但必須在奏折結尾說明。
一般奏折每幅六行，左右兩幅為一開，每開十二行，每行二十六個字。南北朝及隋唐時期流行駢文，詞藻華麗，但有時詞不達意，康熙要求奏折內容不需要計較“工拙”，卻必須要詞能達意。
從實際情況來看，寫奏折的官員唯恐折中所言不當受到譴責，莫不小心翼翼、謹慎從事，因此寫奏折時一般都是由有學識、經驗豐富的幕僚執筆。
等還完了錢之后，內務府大臣令一個烏拉帶著舉人去了文華殿大庫，里面存放著康熙年間起的臣僚奏折、朱批奏折、詔令等，里面的東西不可以帶走，但是舉人可以在里面看完。
大庫不遠處就是文淵閣，明末李自成進入紫禁城后文華殿大部分被毀，只有武英殿尚存，勒令重建，一切按照明制。
乾隆年間在圣濟殿的遺址上修建了文淵閣，這里是皇家藏書樓，一開始是專門為存放《四庫全書》而修的，不論是規制還是理念都模仿的浙江天一閣，在到處都是紅墻黃瓦的紫禁城里，它是黑色的琉璃瓦、油漆也是以冷色為主，逢春秋仲月皇帝都要在文華殿舉行經筵，殿試閱卷也在文華殿舉行。
科舉考試是踏上仕途必不可少的環節，但嚴格禁止卑賤者參加。所謂卑賤者指的夷人、奴隸、罪犯、劊子手、衙役、戲子、乞丐、盲流等。
“夷”當然不是指的滿族人，雖然他們也要與漢人區別開來，這里的夷主要指的是尼克這種歐洲人，不論是郎世寧還是湯若望都不是以科舉入仕的。
當法國人熱衷于追捧“中國風”的時候，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卻用科舉制度作為武器，反對歐洲貴族世襲制度。
自古以來歐洲的官爵都是世襲的，除非有戰功受到國王的封賞，歐洲的中世紀才充滿了戰爭。
這種“學而優則仕”的選官制度和柏拉圖“哲學王”的思想很契合，他們反對封建世襲制度，人人都能通過平等競爭進入仕途。
波拿巴冷笑出聲。
喬治安娜一個字都沒說，干巴巴得繼續讀。
這個規定意味著尼克不可以考科舉，卻可以考秀才，有了秀才的功名，他也一樣可以不用擔心用刑，并且可以上堂不跪。
這種社會差別并不是法律規定的，而是由人的偏見設定的，要想獲得好身份，需要三代人從事值得人尊重并且對社會有用的職業。
尼克反對這種歧視，舉人卻對他報以苦笑。
“鄙人倒是會寫奏折，但你覺得皇帝會管我們的‘閑事’么？”
舉人的自稱讓尼克萌生了一種憐憫之意。
“想脫困，咱們還必須另外想‘折’。”舉人輕描淡寫地說，又喝了一口酒，咂巴了一下嘴，好像很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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