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是以皇帝為首的八旗親貴共治的政體，天聰九年以前，努爾哈赤依舊以建州女真自居。等多爾袞收服了整個漠南蒙古以后，皇太極廢除了舊有族名，改名為“滿洲”，這是一個以建州女真為核心，吸收海西女真以及部分其他部族形成的新統治集團。
順治元年定都BJ后雖然權力集中于皇帝本人，但是即使到了康熙皇帝晚年，八旗親貴仍然擁有很大的權力，而諸皇子又形成了新的八旗親貴集團。
舊親貴仍在，新親貴又形成，尤其是康熙皇帝三位皇后的家族為中心形成的三大八旗親貴集團全部參與了儲位之爭。因此雍正皇帝與八阿哥胤禩并非單純的個人政治斗爭，而是幾乎整個滿洲新舊貴族集團與皇權之間斗爭，胤禩是他們的代言人。
雍正皇帝即位前是一名普通皇子，缺乏康熙皇帝擁有的權威，而以胤禩為中心形成的新舊八旗親貴集團對皇權構造成了極大威脅，這是他即位初期面對的嚴峻形勢，因此他才通過不斷的拉攏、分化，依靠弟弟怡親王胤祥、舅舅隆科多以及年羹堯為助手，逐步消滅了八皇子的骨干成員。
在消滅了這一最大的對手后，新形成的八旗新貴隆科多、年羹堯又開始做大，成為皇權新的威脅。
自韃靼與中原合并為一國之后，長城舊喪失了他本來的作用。它并非修建在妙美的平原，而是沿著崇山峻嶺蜿蜒起伏，長城腳下依舊駐有軍營，堅守著牢固的石筑關口，它的作用更像圍繞著巴黎的包稅人城墻，用來收取過往商旅稅收。
由于它在防衛與安全上不再必要，滿清對它的維護也就不再注意，它的很多部分已經開始坍塌，而其他部分則成為阻礙平原發展的障礙物，曾經平原依靠它來進行防御。
作為一個已經被過繼的皇子，永瑢并不想再參與儲位之爭，但他依舊想為乾隆“解憂”，首先蒙古不應該再是威脅，其次京城的勢力復雜，不需要再讓一股新的勢力摻合其中了。
清朝的最高決策機構原本是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由八旗親貴組成，雍正即位之初，以守孝三年為名義設立了總理事務王大臣，一度掌握最高決策權。雍正七年因與準葛爾汗國戰爭，雍正下令成立“兩路軍機”，軍需一應事宜交給了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此三人組成了“軍需房”，次年改稱“軍機處”，一開始軍機處只是一個臨時搭建的木板房，先置于乾清門內，后改到隆宗門外，并改建成瓦房，靠近皇帝的寢宮養心殿，是一個典型的內朝機構。
要進宮必須要過“門禁”，“紫禁城”和天帝的居所“紫城”的區別是差了一個“禁”字，鳥在天空可以自由翱翔，紫禁城里卻沒有那種天然的自由。
軍機處成立后，皇帝可以自由選擇親信充當軍機大臣，軍機大臣無定員、無專職，只是臨時職務，軍機大臣只有建議權，決策權由皇帝一人掌握。從此以后議政王大臣逐漸失去了其重要性，很難再出現多爾袞、鰲拜這樣的權臣了。
京城中當鋪要經營下去相當不易，由策楞和永瑢經營的當鋪來看，他們首要面對的嚴重問題是官員長期欠債不還。
策楞家的當鋪利息不到八厘，官員不肯支付，他只好“責成”官員賠補。
內務府的“萬成”、“豐和”等當鋪可以由官員俸餉中按季度扣除，永瑢所分的“慶春當”卻不可以那么做，即便他是內務府大臣，他所獲的特權也只是乾隆賞給他的一千八佰間官房的租銀。
內務府的當鋪難以與民間當鋪競爭，因為民間當鋪可以發商生息，畢竟俸祿是規定死了的，而商人的利潤卻是波動的。
那天舉人去欽天監主要是為了還錢，被抄家后蘊端多爾濟有段時間手頭不寬裕，找永瑢開的當鋪借錢，正常還本錢和利息，這是很正大光明的事，不需要害怕有人寫奏折密奏。
奏折的使用開始于康熙年間，明朝沒有奏折，自唐朝開始用的是奏事文書，尚書省曾進行了很明確的規范，后代都予以沿用。奏折則像是折子戲，當故事情節到一個段落時用一道折痕劃分，被稱為一“折”。
奏折不同于公文，凡是私事、機密事件等不便于公開的重要事件都要用奏折陳報，不需要蓋印章。明朝的時候權勢滔天的“掌印太監”，順治年間滿人和漢人，誰的官銜大誰掌印，這個“印”蓋過的題文都是可以公開的。
小到請安、謝恩、百姓瑣事，大到軍務、外交、機密情報都可以用奏折稟報。雍正即位初期并無固定格式，只規定了皇帝在奏折上用朱筆批示，這種奏折被稱為“朱批奏折”，即便皇帝寫下“知道了，欽此”也算，朱批諭旨也是官員決策、行政的重要依據。
朱批可以是皇帝本人，也可以是軍機大臣代為擬寫，同時上奏折的制度也擴大到了所有總督、巡撫、布政使。因此議政大臣會議雖然還存在，卻已經逐漸淪為擺設，最終被乾隆皇帝廢除，八旗共治的最后一絲痕跡也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