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她還在21世紀的法國時，曾經聽愛神哈托爾說過，當拿破侖在埃及的時候，曾經在她的神殿附近做了一個夢，在夢中她問他，是想要一個幸福的家庭，還是想成為奧古斯都。
他選擇了成為奧古斯都，醒來后手里還多了一個奧古斯都頭的雕塑。
剛才大主教的話提醒了她，她可以去問當事人，有沒有做過這樣的夢，畢竟在她所在的時代，他已經死了200年了。
凱撒的外甥屋大維出生在良好的家庭，但他并不像那首詩里寫的那樣，“強大的人造就安逸的時刻，安逸的時刻造就軟弱的人”。凱撒遇刺身亡，局勢變得混亂危險的時候，屋大維并沒有慌張，也沒有逃跑或魯莽行事，而是迅速返回了羅馬。他的家人反對他繼承凱撒的任何東西，避免那些刺殺凱撒的人找上門來，但屋大維還是接受了凱撒的遺囑，并改了名字，迅速獲得凱撒派的支持。
喬治安娜挺喜歡那個為了獲得當地人好感，改了自己名字的榮克貴族凱澤夫人，甚至她還認可腓特烈大帝的很多觀點，但就像后世的德國人說的“腓特烈大帝是一個偉人，但上帝保佑，不要讓我們生活在他的權杖之下”。
熱烈的信仰可以發揮暴力，希特勒曾經說過，任何暴力，如果它不是立足于堅固的、精神性的基礎，就遲早會動搖，靠不住。
十字軍東征有人是渴望救贖，有人是打算保護朝圣者。在這些光鮮的口號背后還有發財，以及別的原因，神圣的破壞者是不知止境且不會動搖的。
拿破侖在埃及下令殺俘虜和抵抗者，以及在圣多明戈，都有違抗命令的人，那些士兵不是雇傭兵，他們需要正當的理由發動戰爭，如果他們是解放者，為什么還要殺死抵抗的奴隸？精神基礎動搖了，這支軍隊就會靠不住。群體是感性而極端的，他們無法處理過于復雜的思想和情感，他們也不會像個人那樣接受矛盾、去討論。如果用拿破侖的名言來說，狂熱者的腦子里沒有理智的地盤。
伏地魔煽動的是極端仇恨，只要想到要面對一個像他這樣喜怒無常又永生的“主人”，就沒有多少活著的正常人真心想他贏。
貝拉在加入食死徒后和她在學校里讀書時很不一樣了，讀書時她雖然高傲，卻沒有那么喜怒無常。加入食死徒后她用不可饒恕咒比用清水如泉還簡單，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么那么多人還覺得他們很酷，甚至德拉科和他的跟班們還加入了他們。
這種不堅定的精神基礎稍微遇到一點問題就動搖了，哈利波特“死而復生”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人多勢眾的食死徒一個個幻影移形，很快就變成“勢均力敵”了。
正是基于這些理由，喬治安娜反對利用共同仇恨成為凝聚力，將虔信派變成假想敵，他們會步上耶穌會的后塵。這個組織是羅馬之劫后在巴黎大學創立的，目的是反宗教改革。
大主教“理解”的辦法簡單、易懂，但做正確的事和容易的事之間喬治安娜更愿意做正確的，一個建筑物的地基夯實是困難的，然而基礎不牢靠，就會跟比薩斜塔一樣，不論怎么修都無法糾正，并且這個“鐘樓”從修成第一天就從來沒有被當成鐘樓使用過。
她們需要時間去探討和考慮，也不急于一時，比利時人挺貪玩，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復集市日還有多增加一些圣日，她也認為約瑟夫二世將所有人趕集的日期集中在一起不恰當，這個要去布魯塞爾談，她和大主教在這里談不出任何結果的。
馬基雅維利忽略了再令人窒息的恐懼感中，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波拿巴有時就忘了這一點，相反腓特烈大帝卻在“松綁”，他無法廢除輪刑，至少可以讓人死后在執行，減少非必要的折磨。
波拿巴其實完全可以將梅赫倫教區整個遷到布魯塞爾的，就像以前將政治中心遷到布魯塞爾，梅赫倫迅速從首都變成了一個衛星城，對教皇都敢綁架的法國人來說這不是什么大事。
再說殘忍、抗議，也不會改變任何結果。那些人的身份是捏造的，善良守法的市民不會同情入室搶劫的強盜，約瑟夫二世還把梅赫倫的城墻拆了，讓這個安寧的城市變得不再安全。屋大維繼承了凱撒的遺產后反復強調自己是凱撒的兒子，許多民眾還記得凱撒這個保民官帶來的恩惠，因此對奧古斯都的支持不遺余力。拿破侖作為被害者，大聲質問那些大法官可以說是代表了人民，再加上他讓奧地利平價兌換了公債，他不需要如勃艮第的瑪麗那樣通過妥協退讓，換來市民承認。
關于法國農耕借貸的問題，比利時也有耳聞，教會圖書館里不只是有神學方面的書，八十年戰爭有12年休戰期間，哈布斯堡大公阿爾布雷希特和伊莎貝拉打算回復荷蘭起義期間造成的破壞，采取了手段刺激經濟發展，盡管尼德蘭沒有恢復到戰前水平，卻也好轉了，他們提供了一種讓窮人有力償還的貸款，以整治高利貸這個社會頑疾。
有人幫忙背書會輕松很多，但喬治安娜只要一想起差點在法國鄉下被絞死的亞瑟·楊就覺得頭上有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著，畢竟19世紀的人已經和17世紀的人不一樣了，那時還是中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