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早前收復了秦州三郡，回到谷陰的當時，莘邇遣人給江左朝中奉了一道上書，同時給人在荊州的桓蒙也順道去了封書信。
這一道上書與這一封書信，說的內容是一樣的，都是建議可以趁賀渾邪叛魏、蒲茂攻襲洛陽的機會，江左與定西聯手進兵，分道攻伐，以取關中、中原。
江左至今沒有給定西答復，而桓蒙的此道來信，回復的即是莘邇的上封去信。
在信中，桓蒙如實講述了他已請求朝中允他出兵，而朝中卻把出兵的重任交付給了殷蕩，不許他渡江北上這件事，并在信末，寫與莘邇道：“彥叔不幸病故，我今如喪肝膽，悲痛欲絕，亦無能北伐矣。彥叔於病故前，盛贊征虜，言稱來日洗滌腥膻者，非征虜不可。方下朝中已令殷揚州秣兵歷馬，或不日即將伐偽魏，征虜如欲規復關中，可候揚州兵動。”
新的三省六部制里邊，羊髦、黃榮、傅喬等各有重任，唐艾作為莘邇現下最賴重的謀士，限於他的資歷，雖是沒有能出任“三省”、“六部”的長吏，但也獲任了一個不低的官職，乃是兵部之兵部司的主事，官稱喚為“郎中”。兵部的四個司里邊，兵部司的職權最大，定西整個國內的武官評品、選授及兵馬名帳、調遣之政令等等，包括武舉，都歸其管。
可以說，單就軍事的具體行政管理這一塊兒言之，唐艾手中的權力是僅次於兵部尚書張僧誠。
新官上任，春風得意。
時當初夏，唐艾穿著與夏季方色對應的紅色官袍，未有戴冠，頭裹黑幘，腰懸佩劍，足穿虎頭履，手中慣例持著一柄羽扇，卻是文秀風流之中，透出一股颯爽英氣。
接住莘邇遞過來的桓蒙回信，唐艾飛快地把之看完，還信到案上，搖了搖扇子，說道：“惜哉！袁羊竟亡！”舉目堂外，朝江左、荊州所在的東南方瞧了瞧，說道，“明公昔從成都還回，與艾小述桓荊州帳下的文武風采，對此袁羊，尤加贊賞。艾本還想著，來日與江左共伐中原之時，或能得與袁羊相見，領略一下他文武兼備的風姿，卻不意此愿看來是不能得以實現了。”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有“神交”一說，唐艾與袁子喬，固是不算嚴格意義上的神交，但唐艾對袁子喬確實是挺感興趣。
一則，兩人都是智謀之士，不免惺惺相惜。
二來，兩人的出身相近，——袁子喬出自陳郡袁氏，其家雖亦簪纓世家，然在江左稱不上勢族，這從袁子喬當年入仕，是以“佐著作郎”為起點即可看出，佐著作郎此職，盡管也是“清官”，但比之秘書郎等卻低了一兩等，真正的閥族子弟是不可能接受此授任的，袁子喬后來到桓蒙的幕府擔任掾吏，其中的一個緣由，也正是因其家聲不夠高，他難以在江左朝中獲得順暢的仕途上進，“拒絕朝廷所給的尋常任官，選擇有勢力的府主，直接任其有實職的掾屬，然后借府主之力，從而獲得美官”，這本就是二三流士族家中子弟的一個常見取舍。也就是說，袁喬的出身與唐艾其是實差不了多少的，兩人的家族在當地都只算是次等或更低的士族。
只是遺憾，兩人尚未有機會得以相見，袁子喬就英年早逝了。
莘邇聞唐艾惋惜之言，觀其秀雅之面，回想那時在成都所見到的袁子喬之模樣，不知怎的，忽有“一時瑜亮”之感生起，心道：“若以諸葛亮、周瑜比以千里、袁羊，倒是貼切。羽扇綸巾，運籌帷幄，千里正若諸葛孔明；志向殊遠，才略超群而天不假年，袁羊恰如周公瑾。”
莘邇也很為袁子喬的病故感到可惜。
不禁從袁子喬的英年而逝，又想到了中流矢陣亡的麴球。
雖是麴球亡故已有一兩個月了，在莘邇回到王都后，也已早把他下葬了，但只要一想到麴球，克制不住的傷痛就如潮水奔涌而上。莘邇心道：“我失亦臂助，桓荊州如今亦失一臂助矣！”對桓蒙信中所言之“悲痛欲絕，亦無能北伐矣”，深能感觸，為了不使自己再度失態，他趕忙把思緒轉開，說道，“江左不許桓荊州北伐，這倒是與咱們預料的不差。殷蕩此人，之前無聞他有知兵善戰之名，千里，今江左詔令他領兵伐魏，你以為他勝負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