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張龜、楊賀之是在與張韶商議什么，趙興都是無法知曉的了。
次日一早，趙染干率本部先行，張韶引主力稍后出發。
趙染干部雖只比張韶部的主力提早出營了不久，但因其部曲俱鐵弗匈奴人，胡餅、酪漿之類的冷食吃慣了的，又他們所乘之馬，非是太馬營甲騎所乘的那種負重高、奔速快、膽子大、性格好的上好良馬，多是朔方、關中等地產的土馬，當下五月仲夏，賀蘭山麓、黃河兩岸的草場成片相連，適於此類馬食用的牧草到處都有，也不必攜帶，故他們基本上沒帶什么糧秣，只每騎隨馬帶了數日兵糧而已，軍械方面，他們都是輕騎，也僅是每騎攜帶箭矢數壺、備用的弓弦幾根，及每三四騎合帶一個簡便的小帳篷，以供夜晚住宿，除此之外，別無它物，因是比起既帶著戰車、輜重車，且還有大批駱駝跟隨的張韶所部之主力，他們的行速快了很多。
賀蘭山雄偉連綿，五月的季節，有那海拔高大的山峰上，尚存著去冬、今春的積雪未化，便是山腳，背陰處，早晨的時候，亦猶有寒氣上冒，周圍的黃土濕漉漉的。
趙染干當先而騎，七百余的鐵弗輕騎散成一個扇面，緊隨其后。
遠遠地望去，只見高山與荒漠之間，蔥郁的狹長草原地帶上，這數百呼嘯奔騰的騎士就像是一股黑褐色的旋風，所過之處，鳥雀飛起，野羊逃竄。這等壯闊、蒼涼的氣象，不摳字面上的意義，單從意境而講，當真是且渠元光偷去求見溫石蘭那日，聽到溫石蘭在帳中所唱的那首敕勒民謠中形容的一樣：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不過身在此景中的趙染干，卻毫無溫石蘭在唱這首歌時的那種剛健慷慨之情懷，他滿心里，唯有一個念頭：“必要把渡河先鋒的這個任務給完成了！決不能給勃勃半點爭奪我部大率的機會。”內心的深處并還有一個想法，“莘公表封勃勃為臨戎侯，臨戎是朔方的舊縣之一，等到打下了朔方，莫不成莘公是想把勃勃留鎮朔方的么？這可萬萬不成！朔方是我部故地，留鎮朔方的，只能是我！莘公若果真提出此議，我一定要千方百計，勸說他改變主意。”
權力面前是沒有父子、兄弟情誼的，唐人如是，胡人亦如是。甚至相比文明發達，重視孝悌人倫，嫡長子繼承此制早已深入人心，即使爭權，常也能被控制在有序范圍內的唐人，胡人部落中對權力的搶爭，實是更加的混亂，并且也更加的野蠻和血腥。趙染干有此一念，忌憚他年輕出眾的弟弟可能會成為他權力的威脅者，說來倒非是純因他多疑。
對莘邇、定西來講，這卻是件好事。
趙染干此前的降附定西，只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為了求得生存，而當今下出現了趙興這個無論血脈、還是在鐵弗匈奴部中的名望都不次於他的強力競爭者之后，趙染干的這個“不得已”依附，不知不覺間，為了鞏固他自身於其本部中的地位，已是變成了可算“主動”的依附。
這其中有莘邇的功勞。
莘邇盡管一再三令五申，嚴厲地訓誡國內各個郡縣的長吏，對待治下的各個胡部，務必要像對待唐人百姓一樣，不可欺凌，應以信仁為本，可實事求是地說，這樣的政策，用來對待胡部里的尋常牧民固然是好，也有成效，但用之對待各個胡部的酋率，卻就沒那么好用了。
想那些酋率們，本來天高皇帝遠，在他們那一畝三分地上，他們就是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日子雖是比唐人的貴族苦些，然他們身為酋率、胡人的貴種，手底下的牧奴少則數十，多則成百上千，也是衣食不缺，過得多舒坦？卻忽然上邊多了管制，他們自不免就會覺得拘束，不開心。像且渠元光此類的，就一門心思的想著要“恢復舊日的榮耀”。趙染干、趙興在本質上也是如此。因而，對待酋率們，是沒法單一的用“信義、寬仁”來治理的，通過實踐，莘邇終究還是走上了前代秦朝、成朝之邊地軍政長官治理境內胡部的老辦法，便是分化二字。
當然，莘邇的總體政策，與之前的那些邊地官員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一個區別是，秉承矛盾論的分析辦法，按照“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換言之，誰是我們的自己人的這個原則，對待底層的胡牧，莘邇堅持一視同仁，絕不欺壓。不但郡縣的長吏不許欺壓，胡部的酋率、惡霸如有欺壓行為而被告狀到縣中的，亦秉公處理。——這后一條，是莘邇理想化的一條規定，胡牧住的非常分散，夏牧時節，幾里方圓、乃至十幾里方圓內，可能只有一帳胡人居住，他們沒有官府這個概念，截止現下，基本還沒有向縣寺告狀的情況發生，但雖是理想化，可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莘邇還是有意要大力推行此條的，因為非是如此，就難以徹底改變胡人舊有的部落形式，就不能真正的把胡牧落實為編戶齊民。
再一個區別是，對待那些酋率們，分化歸分化，但首先，不會刻意地挑撥他們進行仇殺、內斗，其次，表面上，仍是以信義相待，像前代秦朝時那位邊將所做的，為了給戰友報仇，把數十、成百的羌人頭領騙來，然后酒中下毒，把之一并毒死，這種失信的事，肯定不會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