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粗粗翻看一遍奏疏的帖黃，這批大多都是各地和中樞官員關于登州局勢的奏疏，其中夾雜著大量的彈劾奏疏，其中有相當部分是針對周延儒和孫元化的。
周延儒有貪墨受賄的嫌疑，崇禎早就有所懷疑，他也曾經關照東廠悄悄的打探，但是回報上來的卻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這使得秉性多疑的皇帝愈發感到困擾。
最近幾年國事日漸棘手，他總是希望大臣們能夠實心辦事，然而從堆積如山的奏章里他看到的，除了國事憂艱之外，就是臣子們之間無休止的互相攻訐。
相比之下，周延儒雖然不斷遭到彈劾，在辦事上還能令他稱心。此外，他也隱隱約約的感覺到這次對周延儒的彈劾風潮背后有人在指使。
“你們一個個都說周延儒貪瀆誤國，換了你們就不誤國了？”他內心冷笑，卻又十分無奈。朝議也好，奏疏也罷，大多是空談――他何嘗不知道現在的許多做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不解決問題，甚至是在飲鴆止渴，但是不如此又如何辦呢？
周延儒幾次已經表示要注籍回避，他都下旨溫慰，但是面對不斷飛來的彈劾奏疏，他又一次的動搖了。
接著又是幾封彈劾的奏疏，卻不是針對周延儒、孫元化的，而是劉宗周彈劾戶部尚書閔洪學的。
閔洪學是溫體仁的人，這點皇帝自己也很清楚。劉宗周彈劾閔洪學明顯是針對溫體仁的。
皇帝感到：在最近幾天里，各處來得奏疏內容有了微妙的變化。針對溫體仁等人的彈劾明顯增加了，其中大多數都是東林黨人。他們在奏疏中不厭其煩的提醒皇帝：溫體仁當初曾經“阿附逆黨”，入閣之后還企圖為“逆黨”和“欽定逆案”翻案，有些奏疏中還羅列了溫體仁和他的同黨們的種種言行。
除了針對溫體仁一黨之外，凡是在登州事變中被牽扯到的各級官員，最近都遭到了猛烈攻擊。吳橋縣令畢自寅因為縱容“罷市”，激起兵變已經被革職，他的兄長畢自嚴也遭到了猛烈攻擊。
除此之外，新城王氏的幾位在朝的官員也被指責要為“激變”負責。
“就沒有一個好人！”崇禎不勝憂煩的丟下奏疏。他隱隱約約的感到，登州兵亂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兵亂，儼然有了朝廷大臣上借此機會黨爭的契機。
他托著頭默然不語不愿意再打開一封奏章。周圍的太監宮女們一個個噤若寒蟬，不敢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