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唐太宗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個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決定。
君臣論治
隋末民變，使唐太宗認識“民依於國，國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亂，使二十七歲登基、英氣勃發的太宗時時引以為戒，叮嚀自我克制欲望，與大臣們經常議論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原因，叮囑臣下勿懼上不悅而停止進諫，致力糾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這是貞觀君臣共濟致治的基本因素。
選賢任能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因此能夠從各階層搜羅許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攬房玄齡、杜如晦，人稱“房謀杜斷”，后期任用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等，皆為忠直廉潔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為一代名將。
此外，太宗能不計前嫌，選用俊才。如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李建成另一舊部王珪，降將秦瓊等也都得到重用，可謂人才濟濟。[8]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后5次頒布求賢詔令，并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范圍和人數，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于唐太宗重視，貞觀年間涌現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備”。正是這些棟梁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從諫如流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納諫，也是出現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也是貞觀時期被稱為治世的表現之一。
唐太宗重用人才，虛懷納諫，得人善任，從諫如流，營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圍，保證了較為開明正確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
太宗以煬帝拒諫亡國為戒，即位後盡力求言，他把諫官的權力擴大，又鼓勵臣下直諫。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顏直諫，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納，又如王珪、馬周、孫伏伽、褚遂良皆以極諫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諫前后200余事，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后，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鏡矣。”
唐太宗能夠兼聽眾議，注意納諫。其臣下敢于犯顏直諫，形成了中國君主專制社會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