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飭吏治
唐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齡省并冗員，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吏治；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另又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勵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時政治清明。
貞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基本沒有貪污的歷史時期，這也許是唐太宗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唐太宗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范，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尢為可貴的是：唐太宗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盡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貪污主要取決于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后的打擊只能取效于一時，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完善體制
唐太宗在位期間使隋制更趨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續了三省六部制，特設政事堂，以利合議問政，并收三省互相牽制之效；地方上沿襲了隋代的郡縣兩級制，分全國為十個監區（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農；均田制、租庸調制、科舉制等皆有所發展。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擴大統治基礎。
他還下令合并州縣，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減輕人民負擔。
訂律輕刑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法律制定出來后，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
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于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史書記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集權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不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唐太宗讓臣下按寬簡原則修訂法律，制定出《貞觀律》。減輕刑罰，修訂法律，制定了貞觀律。貞觀時期的社會秩序穩定，最少的一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貞觀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唐太宗準許他們回家辦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軍事
628年6月3日（貞觀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殺夏州割據勢力首領梁師都，歸降唐朝，唐朝統一全國。630年（貞觀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師塞北，挑戰東突厥在東亞的霸主地位。唐軍在李靖的調遣下，攻滅東突厥汗國，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諸國尊為“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