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廣鹽比淮鹽物美價廉，滿足百姓的消費需求，所以虔民喜食廣鹽。宋人也意識到贛南私販廣鹽問題的癥結所在，指出“（虔州）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
宋代“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而贛南不盛產牛，而牛是百姓進行農業生產非常重要的工具，故贛南百姓常攜帶當地產的小土布前往廣西買牛，然后再販牛回贛南出售。
據史料記載：“贛、吉之民，每遇農畢，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農閑販牛在宋代已經變成了贛南百姓的“一項季節性常規作業”，并且是長期性的作業。
另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江西州縣，多用私錢。舊錢百，重十一兩；新錢百，重五兩有奇。若毀舊錢千，以鉛錫雜之，則可鑄二千五百。是以贛、吉等州，比屋私鑄。
”毀舊錢鑄新錢可獲厚利，在贛南形成比屋私鑄的規模。不僅如此，贛南百姓還把銅錢鑄成銅器販賣，“以銅錢一百文足為率，變造成器物，十兩賣錢僅一貫，獲利至厚。”
在獲利的刺激下，贛南“鑄造銅器尤盛，銷毀見（現）錢不可勝計”，同樣也成為了一大財路。
礬也是私販的內容之一。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贛南與廣東往來便利，“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后水運”。在厚利的吸引下，這些貨物亦可能是販運的對象。
上面提到除了在國內販運外，贛南百姓還可能把貨物販運到了國外。隆興二年（1164）七月二十日，廣西賀州知州秦籲上奏時稱：“贛、吉、全、道、賀州及靜江府居民，常往來南州等處，興販物貨，其間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貨賣者。”
姜錫東先生在《宋代商人和商業資本》一書中提出：宋代私販具有非法性與叛逆性、武裝化與團伙化等特點，其中非法性和叛逆性是私販的內在特性，而武裝化與團伙化則是這一內在特性的外在表現和必然趨勢。
贛南百姓大多是在農閑季節進行私販活動。紹興三年（1133），趙鼎在《乞下鄰路防托虔寇奏》中稱：“臣契勘虔、吉之民，素號頑狡，平日不事生產，至秋冬收成之后，即結集徒黨出沒侵掠。”
且私販具有家族性。南宋文同在《屯田郎中閻君墓志銘》中寫道：“虔州民私貿鹽以自業，世世習抵冒，雖毒懲痛斷，然不肯少悔者。”由于私販廣鹽可得厚利，所以百姓私貿鹽以自業，甚至出現了販鹽世家。這些販鹽世家大多是贛南的土豪，他們在當地擁有很強的政治經濟實力。
紹興年間，時人在議論“虔民之性”時指出：“虔民之性，例皆兇悍。而聽命于豪強之家，為之服役。平居則恃以衣食，為寇則假其資裝。”淳熙年間，樞密院編修王質也提出：贛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