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現下看來，即使遷都洛陽十余年，也遏止不住關中缺糧的趨勢。
武皇瞇了瞇眼，想起了數日前宰相李昭德的勸諫。李昭德曾經委婉陳奏，說而今長安京郊可用的耕地不過兩漢時的一半，人口卻是兩漢時的五倍有余，如此焉能不缺糧為千秋萬代所計，除就糧洛陽之外，還應當疏散長安人口，開辟新的耕地為是。
皇帝睿智善斷，自然知道這是治本的良策。但治本的良策卻未必可行能在長安京郊擁有大量人口與土地的還能是誰無非親近皇權的豪貴而已在高宗、太宗朝是李唐宗室，而今李唐宗室被誅滅殆盡，便是武家的近親、春風得意的酷吏，乃至皇帝心愛的男寵。皇帝還要仰仗著這些人來制衡大臣，所以不得不顧左右而言他，含混過去而已。
但現在，有了“天命”撐腰，又矢志要做一個“明君”的皇帝，那心態可就迥然不同了
皇帝陷入了長久的沉思中
粗粗一看，這簡直是盛大到無可言喻的繁榮景象。但只要稍一細想，都能看出盛世下隱約潛伏的危機京畿存糧居然連供應各地的馬隊都不夠，設若遭遇變亂，何以自處各地押運稅賦的馬隊尚且要跋涉如此之久，那么天高皇帝遠，朝廷是否還能維持在當地的影響力
這是盛世之下，最為致命的要害。
而更為致命的是，李隆基完全沒有修補這個要害的能力。
自始至終，玄宗都是一個標準守成之主的形象。他敏銳意識到了則天皇帝所遺留的體制，并出色的利用了這個體系。但這體系對他而言卻始終是個難以理喻的黑箱。他能利用這玩意兒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卻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它運轉的邏輯，更遑論修補它的漏洞。
最尷尬的是，這體系問題涉及到了皇權制衡的核心，恰恰是臣子不能置喙的禁區。換言之，當開元中期體系問題接連爆發之后，玄宗是真正孤身一人站在了歷史的檔口上，直面整個王朝最關鍵的抉擇。而這一次，卻再也沒有了他仰賴的賢才，也再沒有了他熟悉而痛恨的，奶奶的智慧。
歷史總是詭譎的，風口上的豬可以飛很久，但你永遠也掌控不了你認知范圍以外的東西。玄宗在一眾巨佬的帶領下上分上到了王者，但王者局是屬于千古一帝的局面，而絕非區區一個守成之君可以駕馭。他或許擁有過輝煌璀璨的盛世，但超出能力之外的東西，終究還是要一個不剩的吐出去。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玄宗毫無鋪墊的轉折開元中期之后，玄宗終于冒險嘗試修補則天皇帝的系統，但最終卻徹底摧毀了體系的精髓，給予了李林甫與楊國忠近乎無窮無盡專權的空間，并一口氣引爆了體系中所有的暗雷。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隱伏多年、難以節制的地方勢力終于爆發，安祿山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諸胡十五萬人，于河北范陽起兵。兵鋒所指望風披靡，沿途太守縣令或逃或降，威勢直逼洛陽。
值此天下震動之時，玄宗終于在巨大的壓力中展現了他真正的底色先是任命楊國忠這無能的蠢貨組織防御，痛失東都洛陽；而后又聽信監軍宦官的讒言，斬殺封常清、高仙芝，并以哥舒翰為帥，試圖力挽危局。
但到了這時候，連鎖的矛盾接續爆發，玄宗所能做的已經很少了后世史家無不非議玄宗與楊國忠逼迫哥舒翰出兵的急躁妄舉，但恐怕很少有人留意到，在戰亂波及之后，長安的存糧已經開始不夠了。
換言之，盛世深埋的地雷彼此勾連，終于葬送了玄宗辛苦締造的一切。
不過，相較于這含混、拖沓、呆板的平亂流程，最為后世所留意的，恐怕是八年安史之亂莫大的影響。唐朝近乎于華夏古代的鼎盛，而開元則是華夏的鼎盛。所以，這攔腰一刀的安史之亂，何止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某種意義上說，它更是整個華夏文明心態致命的轉折點。安史之亂創巨痛深，胡人內亂的教訓永不可忘，以至于后世一千年以來，歷代王朝漸趨保守、封閉，再也沒有了大唐開拓進取的勇氣。
如果開拓的結果是這樣慘烈的內亂，那么在保守中漸漸衰竭，似乎也好于這樣近乎猝死的暴斃吧
司馬光說，安史之亂后，“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涂炭，無所控訴，凡二百余年”。但以今觀之，安史之亂的遺禍又何止二百年安祿山于長安、洛陽“殺人如刈，焚廬若薙”，但尋常破壞猶在其次，最為嚴重的是摧毀了京畿經營了近百年的水利灌溉體系。長安、洛陽本就處于人口超載的邊緣，賴以補充水源的體系被破壞殆盡之后，兩京的土地迅速開始了幾乎不可逆轉的惡化。自唐之后，再無王朝定都于長安、洛陽，千古名城，由此黯然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