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為什么這“李白”卻偏偏能合二為一呢
當然，這所謂的“不可以并”絕非是什么審美傾向與筆力的問題屈子莊子都是文學史上開天辟地的絕頂宗師，絕不必對他們的才氣有什么懷疑。他們之所以執守于自己的風格而不能兼得，原因并不在于審美的情趣，而在于某種深沉且不可兼容的價值傾向。
所謂“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道”，于莊子而言，他文字中那種凌凌然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汪洋恣肆而無所憑借的自由與瀟灑，唯有在遺世獨立的離群索居之中才能獲得。
出世的孤寂靜是莊子美學的根本，一旦入世，人心就會沾染感情；一旦沾染感情，那飄逸空靈的美便一去而不復返逍遙與飄渺與其說是文字修辭的技巧，倒不如說是主觀精神的自在；血淋淋的實際卻永遠是黯淡而黑暗，如若傾注了過多的情感，遭遇了太為真摯的共情，那么在憔悴與悲憤的心境之中，還如何能乘風而起，飛揚而橫絕四海
現實的引力實在是太沉重了，足以令一切飛揚跳脫的夢想都砰然墜地。
但對于屈原而言，他無上的美卻恰恰在于他的深情。屈原的想象同樣瑰麗燦爛，汪洋恣肆處絕不遜于逍遙游；但縱覽天問、九歌、離騷，無論詩人如何的歌詠山精鬼魅神明魂靈，可徜徉于光怪陸離的彼岸神國之時，卻始終念念不能忘卻“哀民生之多艱”、“民離散而相失”，情深不知所起，但屈子牽系凡間的亂離與紛擾，卻永遠不會有莊周那樣的自由。
概而論之，莊子出世而屈子入世，莊子忘情而屈子深情，兩人都在美學上抵達了某個不可逾越的高峰，但正因為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因此彼此可以瞻望可以欣賞，卻絕難融合忘情者如何深情入世者如何出世強行匯合寒冰與烈火，唯有走火入魔而已。
所以，所以自風、騷以來數千年，有人取法莊周而有人師從屈子，深切參悟各有所得，都能寫出洋洋灑灑名垂千古的不朽巨作。但從沒有人能跨越這深情與忘情的界限，兼備這兩種文學的瑰麗與飄逸。畢竟，向沉重現實傾注感情，則心靈永遠不得自在；心靈如若自在，則難免忘情于沉重的現實，這不應該是文藝的鐵律么
除非，除非現實不再沉重，而足以令想象振翅而飛翔。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盛世的底色。
文藝為時代之先聲，再出色的詩人也不能唱出脫離于時代的歌。李白之所以能兼有屈、莊之美，正因為那飄揚高舉、恢弘不可一世的盛唐。至玄宗開元全盛之時，“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天下無貴物”，海內富實而社稷治平，整個華夏的文化與經濟臻至了它的鼎盛，乃至于幾乎接近了儒家夢想中“三代”的政治。
在這樣的鼎盛之下，一切仿佛都是明朗、輕快而又無拘無束的，短暫的挫折無礙于長久的美好；時代絢爛飛揚的少年氣概勃勃騰發，而現實竟然表現出了繁盛下的溫柔。所以當詩人以飽滿熾熱的感情注目這個世界時，他竟爾能不被粗糲的現實所傷，依舊保有某種天真。
只有這種近乎于純稚的天真，才能同時駕馭屈原的瑰麗與莊子的超脫；但也唯有繁華強盛到匪夷所思，以至于短暫超出了幾千年常理的時代，才能孕育出這樣的天真。一旦那個時代過去了，那么再充沛豐裕的才力，也無法回顧那樣的氣概，所謂“文章關氣運，非人力”，誠斯言也。
所以，李白只是盛唐的偶然而已。所謂“青蓮興會標舉，非學可得”，那是可能而不可習、可至而不可悟的天才之美。這樣的美在歷史中是曇花一現的，正如盛唐在歷史中曇花一現。
在開元數十年如夢的盛世之后，唐人的詩歌亦隨之大變，漸漸尚俗而尚怪。現實再次變得殘酷而嚴苛，于是歸隱與入世的矛盾再次顯現，盡管入世的經綸已然不絕于口，但審美的意趣卻轉而青睞于細膩而華美的情感。
這當然是一種千姿百態的美，但盡態極妍的華美之后卻是慘淡的現實文人們的目光已經遠離了沙場遠離了邊疆，遠離了錯綜復雜卻生機勃勃的人世間，而更多專注于某種狹細與舒適的心境；征服與開拓的心境日漸消磨，轉而演變為逃遁與孤芳自賞的自愛與自憐，對纖細柔媚情感無止盡的探索與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