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知柳他們幾個見識過許望秋的英文，能跟皮爾-卡丹流利交談，在他們看來，許望秋翻譯點東西沒什么稀奇的。不過扎建英他們卻不這么看，他們是學中文的，知道外國詩歌很難翻譯好，而這首策蘭的《花冠》翻譯水平極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們看著許望秋，眼里都閃著驚奇的光芒。
國內最早翻譯的策蘭作品的是詩人王家新，是武大78級中文系的，今年才剛剛入學。許望秋不可能說是王家新翻譯的，只能笑著擺手：“翻譯得不好，讓大家見笑了。”
北大的學生們都“哇”的一聲，隨即義憤填膺的表示：“要是這都叫翻譯得不好，什么叫翻譯得好？”、“許望秋同志，過分謙虛等于驕傲！”、“對啊，你是故意打擊我們吧！”
許望秋心中汗顏，連連擺手：“沒有沒有，真的沒有。”
黃子辰在考進北大前在花城出版社做編劇，讀過大量的文學作品，他對于《花冠》是許望秋翻譯的有些懷疑，便不動聲色地道：“《花冠》最后一句，是時候了，我好像在哪里聽過，好像也是一首詩，不過一時想不起來了。望秋，你知道嗎？”
許望秋輕笑道：“你是說里克爾的《秋日》吧，《秋日》第一句是，主啊，是時候了。策蘭在《花冠》里確實借用了里克爾的‘是時候了’作為主題與基調。”
黃子辰一拍大腿：“對對，就是里克爾的《秋日》，沒想到你也讀過里克爾的。”
許望秋微微點頭：“里克爾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德語詩人，而策蘭是里爾克之后最偉大的德語詩人。不過策蘭的詩跟里克爾差別很大。就拿《花冠》和《秋日》來說，里面有同一句是時候了，但在《花冠》里是沒有上帝存在的，‘在鏡中是禮拜日’那句特別明顯，而里克爾的《秋日》一上來，就是‘主啊’。上帝的在場與缺席，是里爾克和策蘭的重要區別。同為德語詩人，里爾克雖一生四海為家，但不管糾纏也罷抗爭也罷，基督教情結一直伴隨著他；而策蘭則完全不同，策蘭的遭遇讓他對上帝是質疑的，在他的詩里是沒有上帝的。”
聽到這里黃子辰對許望秋哪里還有半分懷疑，心想這個許望秋真是厲害啊，不光能寫劇本，翻譯外國詩歌還能翻譯到這種程度，真是沒誰了！
扎建英好奇地問道：“策蘭遭遇了什么？”
許望秋笑了笑，道：“德國美學家阿多諾在《文化批評與社會》有句經典名言：奧斯維辛以后寫詩是野蠻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奧斯維辛是一個充滿著血腥和暴戾的詞語，是人性與道德脆弱至幾近泯滅的標志。寫詩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詩歌失去了賴以存在的人性基礎，所謂的真善美將在奧斯維辛之后被重新定義與接受質疑。于是，詩歌是假的，而苦難是真的，軟弱的審美的字眼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言說上帝缺席時的苦難，奧斯維辛在轉化成詩句時就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詩歌無法承受大屠殺之重。
不過后來阿多諾收回了他的那句話，因為他讀了策蘭的《死亡賦格》，他說，長期受苦更有權表達，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關于奧斯維辛之后不能寫詩的說法或許是錯的。《死亡賦格》被認為是最成功的以詩化的語言展現**集中營猶太人的悲慘命運的作品。
策蘭生于一個講德語的猶太家庭，策蘭父母被**抓入集中營，父親先死于傷寒，母親后被槍殺。在父母被捕的時候，策蘭本人不在家。后經朋友掩護，才僅僅被征勞役。策蘭歷盡磨難，于1948年定居巴黎。作為大屠殺的幸存者，策蘭對上帝、神圣都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就像我們在經歷了運動之后，有不少人就產生了信仰危機。”
在場眾人微微點頭，就像許望秋說的那樣，作為過來人，他們現在對很多以前深信不疑的東西產生了懷疑，就像北島在詩里喊的那樣“我不相信”。
作為穿越者許望秋知道，現在這個問題不嚴重，大家對國家、對未來極有有信心。但是等到幾年后，國門真正大開，國外的先進和繁華會壓垮很多人的骨頭，會嚇破很多人的膽，很多人從此在西方前長跪不起，認為中華文明低人一等，否定中國的一切。
這個問題在許望秋穿越前都依然存在，吳京拍完《戰狼2》、《流浪地球》和《攀登者》為什么那么多人黑？上來就直接辱罵、瘋狂抹黑，仿佛跟吳京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實就是這股思潮在作祟。在逆向民族主義者眼中，中國和中國文化低人一等，比如知乎著名大導羅某宣稱，中國人根本拍不出科幻電影，因為沒有那個基因。在這些人眼中，凡是說中國好的都要堅決反對和抹黑，你吳京竟然說中國行，還拍了美國人才能拍的科幻片，不黑你黑誰。
許望秋知道四十年后吳京遇到的問題，自己在這個時代也會遇到，而且面臨的形式更加嚴峻。吳京生活在互聯網時代，有萬萬千千的網友力挺，在這個時代，自己靠什么跟那些人較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