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望秋有些驚訝，心想我們中國也在進行幾乎相同的討論，才兩年的時間，很多人都搞得勢不兩立了，就道：“吵了這么多年，竟然還能坐在一起討論，倒是挺難得的。”
皮爾-卡丹笑著道：“很多激進的人都退出沙龍了，比如戈達爾。戈達爾第一部電影是夏布洛爾投資的，而且跟特呂弗是親密戰友。在夏布洛爾回歸商業片后，戈達爾意見很大，覺得這是在向資產階級投降。等到特呂弗開始拍商業電影后，戈達爾憤怒地退出了沙龍，并公開宣稱，特呂弗絕對不懂拍電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的電影，就是《四百擊》，那之后他只不過在講故事罷了。在那之后，很多跟戈達爾持相同的觀點的人先后退出沙龍。原來沙龍組織活動的時候，會有數百人參加，現在你也看到了，就這么點人。留下的人雖然繼續爭吵，但還算是能包容對方，不像戈達爾他們那么極端。”
特呂弗與戈達爾的恩怨是電影史一樁有名的公案，只要學電影的，對此都是耳熟能詳。只是許望秋沒想到他們都曾是這個沙龍的成員，并在沙龍中激烈爭吵過。
皮爾-卡丹繼續道：“我聽他們說，今年年初戈達爾從日內瓦回來了一趟，找到夏布洛爾，希望跟他們和解。夏布洛爾說，我沒有關系，但你長時間攻擊特呂弗，他真的非常傷心，恐怕很難跟你和好。當時特呂弗不在巴黎，戈達爾沒有見到他，就回瑞士了。聽說他給特呂弗寫了封信，表示希望和解，還說要邀請夏布洛爾，里維特和特呂弗到日內瓦當面談談，他說，無論如何，友誼尚存。特呂弗拒絕了，并回了一封長信，他在信里寫道，如果你準備拍一部自傳，片名我知道，就叫《一坨屎就是一坨屎》。”
戈達爾和特呂弗原本是親密無間的戰友，好得可以穿一條褲子，鬧到如今這步田地，許望秋真的為他們感到遺憾。他想到了張一謀他們，現在大家非常團結，卯足了勁頭，要改變中國電影的現狀，可將來會怎么樣呢？會不會因為觀念不同而決裂？會不會鬧到戈達爾他們這般田地呢？許望秋不知道，但他希望不會。
許望秋沒有參與波蘭斯基他們的爭論，在一旁靜靜地聽著。他知道自己把觀點亮出來非但不能改變什么，反而會招來許多敵人。法國電影往哪個方向走，是死是活，跟他一點關系都沒有，懶得操這份閑心。
不過許望秋當吃瓜群眾沒當多久，還是被拉入了戰團。娜塔莎-金斯基見許望秋興致盎然的看雙方吵架，好奇地道：“你是什么觀點，你認為電影應該更藝術，還是應該更商業？”
娜塔莎-金斯基這么一說，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許望秋身上，想聽聽許望秋的觀點。
許望秋見眾人都盯著自己，心里十分無奈，他真的不想摻和法國電影圈的爭斗，不過現在這么多人等著他發言，肯定是躲不過去的，就道：“太祖曾經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其實對電影產業來說也是如此，電影要搞好必須搞清楚我們的敵人是誰。
我認為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不應該是敵人，我們現在真正的敵人是誰？是好萊塢。好萊塢是一種強權文化，如同美國的強權政治一樣。如何應對好萊塢文化霸權，以及好萊塢文化入侵，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電影人都面臨的共同問題。你們為了對付好萊塢，主張走跟好萊塢完全不同的路線，搞作者電影，走精英路線；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對藝術的態度是文藝作品要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中國革命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也就是群眾路線。我們認為要對抗好萊塢就要走群眾路線，要拍觀眾喜聞樂見的電影。只有團結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喜歡我們的電影，那我們才能夠打敗好萊塢。
電影的路該怎么走，各國的情況各有不同。就像蘇聯十月革命是在城市去得成功的，那是蘇聯自身的條件決定的。我們中國的情況跟蘇聯不同，就不能走這條道路。在中國革命的早期，有一幫人主張學習蘇聯，在城市搞革命，結果損失慘重，最終靠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取得了成功。我覺得電影也是這樣，法國大學生多、知識分子多，走精英路線、作者路線也許能夠成功。但我們中國貧窮落后，國民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拍高深的藝術片大家不愛看，精英路線肯定是走不通的，只能走群眾路線，用商業片跟好萊塢爭奪文化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