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老太監都能看清其中的關竅,更何況京中的勛貴世家。勛貴也不盡是愚蠢之輩，相反，他們中許多人還很精明,只是不過這股子精明勁頭是在私利上精打細算，公事上則是裝傻充愣,能薅多少羊毛就薅多少。因此，孫中山先生才提出:“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
存著這樣的想法，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其實不愿意改變現狀，更何況這改變還有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權益。諸如佩征南將軍印、鎮守云南的黔國公沐昆和佩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的西寧侯宋誠，兩人都是世襲勛貴，又遠在邊陲，天高皇帝遠,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他們覺得如今的日子已經夠好了，這群文官真是吃飽了沒事撐得，為何要多生事端。
不過,也有例外，譬如成國公朱輔和鎮遠侯顧仕隆。成國公府一直都很有政治頭腦,雖然也有板上釘釘的爵位，但他們不愿坐吃山空,而是不斷積累政治資本,男子們兢兢業業地履職，女子也多與文官聯姻，嫁得最好的自然是李東陽之妻朱夫人。
當他們看到了劉大夏的奏疏時，他們不僅看到了危機,也看到了機會。皇上自幼就表現出來重武的傾向，如果真能設立武舉和武學，他是決計不會將這些權力全部讓給文臣。如果勛貴們團結一心，奮力一搏，說不定就能分一杯羹，據此再苦心經營數年，或許還能重回土木堡之變前與文官分庭抗禮的盛況。
至于鎮遠侯顧仕隆，他卻是勛臣中的一股清流，的的確確是個好人。他并非鎮遠侯一脈的嫡系，上上代鎮遠侯顧淳去世之后，膝下無嗣，于是從旁支中過繼顧仕隆的父親顧溥襲爵。顧溥十三歲就做了侯爺，卻并未因此驕橫，反而謙虛敦樸，在國子監勤習詩書、兵法。他長成之后，就被孝宗皇帝任命為總兵官鎮守湖廣。他在當地愛護軍民，深得百姓愛戴，還借天象有異，對諸王府的亂占民田的現象進行了整頓。
在這樣不畏權勢，廉潔愛民的父親教養下，顧仕隆也是文武雙全，寬和謙遜，對那些尸位素餐的世襲將官多有不滿，認為多吸納一些人才進來有利于重振軍威。只是他年紀尚小，又是今年剛剛襲爵，故而在勛貴集團中沒有太多的話語權。
除了以上兩派外，還有兩個奇葩。前些日子里定國公府可謂名震京都。雖然朱厚照為了平衡勢力，強壓三法司放了徐延昌，可并不代表他對這些紈绔子弟仍有優容。戴珊既然識趣讓步，朱厚照也不好把人家逼上絕路，也需拿出一個態度來。勛貴除了軍務之外，還在重要典禮上負責禮儀職能，禮儀典制雖然繁瑣，卻是無上的榮耀。
而朱厚照直接剝奪了在他大婚中定國公應承擔的禮儀職能。這可謂照臉打了一記耳光。徐光祚為此羞慚不已，破天荒地開始約束族人，整個定國公從上到下都開始夾著尾巴做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定國公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謹慎，不愿再輕易站隊。
而魏國公徐俌之所以也靜觀其變，則是因為他十分迷信。孝宗皇帝曾經派他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兼任南京守備。南京是大明的留都，他作為此地的軍事長官，地位尊崇，非同凡響。然而此人干了幾年居然強烈要求辭官，原因是遇到了不祥之兆
到最后，孝宗皇帝便只讓他負責南京左軍都督府的事務。此時，遇到這樣的大事，他怎么能不算一卦，然而府中的“高人”們說法不一，有的說吉，有的說兇，他也為此左右為難，故而先按兵不動，等到天機明朗時，才做決策。
勛貴們是意見不一，文官中也不是鐵板一塊。不少上層大臣對劉大夏頗有微詞，認為他首鼠兩端，先前明明說常設督撫，如今只因小皇帝的不悅便改弦易張，如此作為，哪里有半點文人的風骨，莫不是被戴家的遭遇嚇破了膽。
有這樣的說法，也在情理之中，畢竟文官節制武將似乎已經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常設督撫是乘勝追擊，而設立武舉武學反而是倒退了一步，給了武將集團乘虛而入的機會。萬一皇上拉偏架，他們不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而諸如李東陽、謝遷等人反而樂見其成，他們都是心胸寬大，注重實務之人，明白大明如今這個軍務，如果再不整頓，若再有一個外族大舉入侵，就真的只能大家一起玩完兒。在共同利益面前，他們愿意讓渡一部分權力，不爭一時之長短。
還有一些中下級的官吏們，則將這次改革作為自己上升的終南捷徑。這時的冗員已經非常嚴重了，洪武爺制定的俸祿又那么低，在肥缺上的官吏可以中飽私囊，坐冷板凳的小官就只能清貧度日。設武學、開武舉都是大事，必然需要大量用人，如果他們積極響應，說不定就能受到擢升。
這樣看來，文官中大部分人還是希望全盤把持武舉、武學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