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古人筆記里的童謠俗語順口溜，佛經偈語，應時小曲，甚至一些刻意使用方言韻味創作的文學作品如竹枝詞等，其韻律還有地域分布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拿“官話”，“正韻”取套接，不然同樣會陷入到邏輯混亂當中。
把這些都考慮完了，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被前輩們給帶到溝里去。
很多留下著述的前輩們，都是學問大家，但是學問大家也不見得所有觀點都對，尤其是國文，國學，牽一點而動一片，誰也不敢就說自己能夠將所有的點，所有的面，都考據完全了。
隨便舉一個例子，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史學研究專家中，就曾經掀起過一股疑古思潮，由此產生“古史辨派”。他們對司馬遷《史記》里記錄的商王世系表，就提出了嚴峻的質疑。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顧頡剛，他在1923年《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想做一篇論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正式挑戰以往的古史書寫。
在那封關于古史演變的信件當中，顧頡剛指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是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越長；第二是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是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顧頡剛認為這是不合理的，是可疑的，受此思潮的影響，中國上古史體系面臨著空前嚴峻的挑戰。
新文化運動另一大佬胡適則在致顧頡剛的信中建議：“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走上了科學軌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
由此，中國信史被縮短到兩千五百多年。
顧頡剛是什么人？那是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建國前的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志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建國后的科學院、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
長期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傳》等，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歷史地圖》等，對中國的文史學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這樣的人能夠提出質疑的觀點，那就必然是嚴密的，周盡的，經得起質疑的。
至少在當時的學術界，能夠辨得過他老人家的學者，基本沒有。
但是這些辨析和認知，都是依托于當時的史料，記載，以及嚴密的邏輯推論之上的，后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一片甲骨驚天下，帶有商王世系表的地下文物出土，極大地豐富了文史研究的證據，甚至推翻了當時學界對于史記商王世系的質疑。
這也是文科和理科的重要區別，理科和文科的研究其實都講求邏輯，但是邏輯分作了前提和推論兩個部分。
文理之間的區別，就是理科在相當大的范圍里，其邏輯前提是完美的，周盡的，比如數學，它的前提就是1加1等于2，其它所有的公式，都是基于這一前提擴展出去的。
又比如歐式平面幾何，其實就是直線公理，圓公理，角公理這三個認定的前提上推到出來的。
除非你從平面躍遷到立體，這前提才會被打破，否則就是完備的。
文科的最大特點，就是邏輯前提的不完備，而不同的前提，哪怕使用相同的推理，能夠得到的結論也是不一樣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