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作為皇帝，從來沒有宣布過可以無限制的言論自由，有些污蔑，是必須要用雷霆手段去打擊，見到一個殺一個，絕不手軟。
因為這種污蔑，在動搖帝國的兩大根基。
朱翊鈞的皇權的最大支柱和現在新政推行的最大基石，就是以上報天子，下救黔首為核心理念組建的大明京營，他作為天生貴人，每天都要前往京營操閱軍馬，風雨不輟，其根本就是維護這塊基石的存在。
張居正曾經系統分析過歷代新政的失敗原因，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張居正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作為新政的推導者和制定者，必須要掌握軍事力量，這是掀桌子的能力，如果看北宋和南宋的若干新政和反復，就會發現，推行新政的王安石和范仲淹，從來沒有掌控軍事力量，而嘉靖新政也是如此。
嘉靖皇帝雖然對京營進行了改制，但是從來沒能恢復京營的攻伐能力，這源于嘉靖新政的二十年里，一直不存在較大的軍事危機，對于耗費極大的京營，嘉靖皇帝始終沒能意識到軍事力量的重要性，等到西北邊患和東南倭寇的時候，嘉靖皇帝已經失去了銳意進取的雄心壯志。
其次，作為帝國的掌舵人，一定要清楚的、明確的表達自己新政改革的目標，根據目標，選擇正確的路線，在若干個決策之中，路線，就是所有決策選擇中的重要參考標準，讓大明再次偉大的核心目標，必須要依托大明最廣大的百姓才能實現。
歷代新政的目標其實都很明確，在路線選擇上，則出現了許多的偏差，比如嘉靖年間，老道士選擇的路線，更加偏向于朝堂的狗斗，這也是革新派的局限性，將目光著眼于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
這是作為帝國船長必須要明確的兩件事，軍事力量是戎，目標路線是祀。
國家大事，在戎在祀。
朱翊鈞之所以可以做到殺人，當然是因為他平素辛苦操練武藝，在武道天賦不是很出眾的情況下，趕上了天生將種的水平，所以他才能將人的腦袋砍下來，同樣也是因為京營和當下內閣的鼎力支持。
對于越來越暴戾和激進的皇帝，張居正并沒有規勸，因為這是最好的處置方式。
平倭記對戚繼光本人、戚繼光率領京營的污蔑已經引起了京營的反應，戚繼光的刀從不向內，所以他在各種雜報上，以實名反駁了平倭記的種種。
朱翊鈞作為皇帝，必須立刻馬上做出反應，安撫京營躁動的情緒。
作為至高無上的皇帝，親自手刃一名賤儒這件事，京營立刻變得安靜，而且充滿了對皇帝的崇敬，陛下他真的，有事陛下真的上
這種崇敬會轉化為忠誠，最后變成狂熱。
任何關注這件事的所有儒生，都如此清晰的知道了，陛下的底線究竟在哪里。
朱中興這個筆名，大家其實都很清楚，無論是明攝宗張居正還是皇帝本人，都代表著帝國的意志，而反駁朱中興勞動圖說的供需圖說，被朱中興所吸納，最終成為了物情論，讓許多人雀躍不止。
但是皇帝親自手刃賤儒，又明確劃出了底線，很多事兒大家都可以說，但是污蔑以下救黔首為核心的京營，是絕對不可以污蔑的。
它真的太特殊了，特殊到值得朱翊鈞親自動手去維護它的存在。
在萬歷年間，在這個世界還廣泛處于蒙昧的時代里，這樣的一支軍隊的存在，是照亮黑暗的一束光。
這是一個相互的過程，朱翊鈞用自己手里的刀，來維護京營的名譽，而京營軍士用他們的忠誠來踐行陛下的志向，完成讓大明再次偉大這一宏偉目標。
朱翊鈞在文華殿的偏殿召見了張居正，將物情論放進了第一個櫥窗之中，這是哲學，不是財學。
“先生不批評兩句嗎陳友仁的案子。”朱翊鈞對這件事的落幕是感到意外的，連個伏闕的都沒有，讓朱翊鈞準備的彈藥都沒打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