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所有人都認為，自己如此的強大，能夠承受小的失誤和問題。
大明帝國的人清楚的意識到大明帝國要亡了嗎是不清楚的。
就連李自成在崇禎十七年開始北伐的時候，他都不清楚自己要把大明給滅了，甚至還打算著若是戰事不順，朝廷愿意封王招安，他也是可以暫時答應下來，再做圖謀。
對于蔓延整個大明的民亂，對于京畿的皇帝和大臣而言，都是遠在天邊發生的平叛戰爭，即便是大明短暫戰敗，也一定會贏回來，因為崇禎九年的時候，崇禎皇帝剛剛將第一代闖王高迎祥在京師斬首示眾。
在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布自立為帝的時候，京中的百姓對西北的平叛漠不關心，依舊在一如既往的抱怨著糟糕的天氣，而朝中的大臣們京堂百官們，對于彼此傾軋依舊是充滿了熱忱。
幾乎沒有人能夠感受到末日將至。
在皇帝和京堂大臣們的眼里，窮民苦力究竟是什么他們不是具體的人，只是一個個冰冷的統計數字，和統計數字共情，是一個很稀缺的能力，沒有到自己具體身邊的時候，就不會有那種急迫的危機感。
即便是萬歷五年春，張居正在朝中已經建立了一整套苦權豪救黔首的政治正確，但這只是一種敘事風格，大家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繼續玩著權術的游戲，比如毛呢官廠在夏天上工，熱死了三個人，言官們在借機倒王，而不是想著改善工場的環境，讓這類的悲劇不再發生，更不是更加關心小民的死活。
所以朱翊鈞從來不認為阻礙進步的古墓派是愚蠢的，在表現上，他們復古、迂腐、冥頑不靈、拒絕進步，但其實這些人全都是精于算計，非常清楚如何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表面上，爭搶的是要不要官廠聚斂興利、或者要不要支持新政，但其實爭的還是頭上的官帽、胸前的補子，和兜里的銀子罷了。
指望著肉食者為廣大窮民苦力著想，本身就是緣木求魚。
而朱翊鈞之所以一直要鼎力支持張居正的新政，甚至還要變本加厲，是因為他切實的知道，大明會亡，而且就亡在萬歷年間，所以他做事一定會比張居正更激進。
這也是朱翊鈞和張居正有政見之別的根本原因，張居正當國僅僅五年的時間，大明已經有了振奮之意，這很容易造成一種錯覺，那就是只要皇帝或者當國的首輔愿意，振奮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兒，若是真的有什么危難之事，只需要再找出一個張居正就可以了。
可是鄭和之后再無鄭和，張居正之后，便再無張居正了。
在崇禎年間，不是沒有人想要把張居正的新政，再撿起來，考成法、清丈、還田、海漕、六冊一賬、強兵、給武將事權、整飭學政、度數旁通等等，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已經完全撿不起來了。
大明的社會矛盾已經激化到了完全不可調和的地步。
這就是朱翊鈞讓廷臣們感覺到由衷的恐怖的原因，不是皇帝嗜殺成性，濫殺無辜，五年時間，皇帝連廷杖也只打了一次，最大的案子，也不過殺了七百多個人，這在大明漫長的歷史上，不算什么新鮮事。
朝臣們感到恐怖的原因，是皇帝有大愛也有無情。
這種大愛是對統計數字的大愛，而這種無情是對具體的人的無情，陛下對那些從來沒有見過的人，充滿了愛，卻對具體的人，沒有任何的憐憫之心。
武清伯李偉，這個皇帝的親外公，因為給張四維說情，差點被一箭給射死，駙馬都尉姑父許從誠，直接被自殺，西北族黨，七百多個人頭被拿去。
這就是朱翊鈞為何編制這個精紡毛呢的財富神話，只要窮民苦力們不會被這件事給沖擊到，那朱翊鈞就不會停手，會一直進行下去。
“先生，他們把銀子都換成了大布，他們沒錢的時候，會不會去帶著自己的親朋好友入局，這畢竟是個難得的發財的機會。”朱翊鈞看著面前的張居正詢問，勢要豪右們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