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之所以召集五府，甚至把已經只負責祭祀的三大國公也叫到了文華殿，研判黔國公從東吁王城撤兵之事，完全是因為，歷史上也曾經發生過一次類似的事兒，那就是馮勝棄地。
在洪武五年，朱元璋派遣徐達為中路軍主帥，李文忠為東路軍主帥，馮勝為西路軍主帥，三路并進攻伐在漠北和林茍延殘喘的元廷，此次出擊，朱元璋意圖畢其功于一役，徹底消滅北元朝廷。
馮勝在西路軍節節勝利，其中悍將傅友德更是七戰七捷，收復了自唐中期就已經丟失的河西走廊，并且從嘉峪關出關，連戰告捷，俘虜北元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俘虜了北元岐王、繳獲牲畜兩萬余頭，馮勝的兵峰正要繼續向西的時候，徐達戰敗、李文忠無功而返的消息傳到了馮勝軍中。
馮勝不得已，選擇了撤軍，西域近在咫尺，而遠在天涯。
此一去，大明軍兵鋒再也沒有踏入西域。
馮勝棄地的原因是因為中路軍戰敗，這意味著洪武五年發動的嶺北之戰，大明的戰略目標已經無法實現，馮勝只能撤退，但馮勝放棄西域，還是被人罵了兩百多年。
而這次黔國公沐昌祚，也選擇了從東吁王城撤兵，很有可能變成馮勝第二，被罵幾百年。
朱翊鈞對這件事非常的重視，所以才如此大動干戈，至少在眼下，朝堂必須要達成一致，對這件事做出明確的定性，為前線爭取到繼續進攻的時間和機會，不讓前線受到身后風力輿論的影響，做出冒進的戰略決策。
東吁王城，能破一次，就能破兩次三次，五次十次，直到徹底消滅東吁的抵抗意志，將其作為云南都司進行王化。
“那前線有沒有可能養寇自重？這也是朝廷需要擔憂的問題。”出身遼東的張學顏，在一片勝利聲音中的質疑，顯得格外的刺耳，但是有些話，總歸是要有人說出來的。
養寇自重，就是將大明拖入戰爭的泥潭，一旦陷入了這等境地，大明將會為征伐東吁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養寇自重，意味著需要更多的糧餉投入到戰區，而因為戰區的緣故，糧食的價格會快速增長，而原來發的餉銀就無法買到足夠多的糧食，那就只能加派軍餉，讓更多的白銀投入戰區，米少銀多，米價增長。
軍餉不足，糧草價格飛漲，軍食不足，大明軍士氣開始下降、戰斗力下降、本來不是對手的賊寇可以和大明軍打的有來有回，戰事開始吃緊，需要加派軍隊，最終導致戰區軍兵增多，米少人多，米價飛漲。
戰區軍兵增多、戰區的米價飛漲、需要更多的糧食，運往戰區的負擔急劇加重，朝廷的財政負擔加重，需要全國加派、百姓苦不堪言，百姓揭竿而起，生產進一步被破壞，導致糧食產量變少，而平叛需要更多的軍兵，更多的糧食，最終導致大明國朝的整體性、系統性的崩潰。
要防止這種惡性循環的發生，其實還有一個辦法，及時止損，進行和談，但是高拱、張居正、王崇古、楊博等人主持的隆慶議和，到了崇禎年間還有言官罵，說都是這些國之佞臣和俺答汗和談，讓草原人看輕了大明，才導致了胡虜東夷坐大。
和談在大明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兒。
“少司徒所言，不是危言聳聽。”王崇古十分明確的說道：“因為已經發生過了。”
王崇古站出來為張學顏說話，是依據事實說話，因為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教訓還不夠嗎？
晉黨的盤大根深、晉黨的無法無天，都是漫長的二十五年戰爭，和俺答汗這個爛仗打了二十五年，打出來的。
如果西南戰事，像當初和俺答汗的戰爭一樣，搞成了一團糟，必然是重蹈覆轍。
黔國公沐昌祚的決策，在軍事上是理智的，戚繼光對這次撤軍做出了高度的評價，并且提出了熔爐戰術，攻破了東吁王城，一盤散沙的西南將會陷入大熔爐的亂戰局面，大明到時候吊民伐罪，解萬民于倒懸，就是再正義不過的戰爭。
但是黔國公沐昌祚的這個決定，在政治上，是非常被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