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足夠左，看誰都是右，只要我足夠的反賊，看誰都是忠臣了。
所以在陛下看來，從矛盾說這個因推導出張居正是個反賊這個果，是錯的，是張居正、皇帝本身，就是反賊，所以才有矛盾說這個果。
矛盾說是皇帝、張居正的共同著作，這一點在刊行之初，就是明確的。
“陛下，臣以為，這個問題就此打住好了，一個儒生喋喋不休而已，不必過分深究。”戚繼光作為大將軍，反對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解析。
差不多得了！什么反賊不反賊的，陛下是明君圣主，安天下者應為君，陛下不就是在安天下？
至于后人的事兒？后人再說，后人自己不爭氣，失了天下，怪祖宗太爭氣？沒這種道理的。
退一萬步講，矛盾說也在提高統治階級的下限，對國朝、中原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三思而后行也該推動。
“這個儒生叫什么？”王崇古有些好奇的問著萬士和，署名是筆名，叫玄扈山人，但能在雜報上公開發表文章的，都是在禮部報備過的，這人究竟是誰，禮部一清二楚。
王崇古之所以當著所有人的面問此人真實身份，其實是保護，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了誰在批評張居正，一旦此人倒了霉，那就是張居正在以大欺小，在恃強凌弱。
給人添堵尤其是給張居正添堵這種事，王崇古非常樂意。
“上海縣法華匯人，名叫徐光啟，是耿定向弟子萬歷二年狀元焦竑的弟子，泰州學派門下。”萬士和左思右想，還是開口解釋了下這人的來龍去脈，他趕忙說道：“徐光啟今年才二十三歲，年輕人嘛，都氣盛。”
“泰州學派全都是意見簍子。”王崇古有點幸災樂禍，張居正吃癟的時候可不多，一個年輕人，能把張居正辯論到自己承認自己也是反賊的地步，可見其才智。
若是張居正要為難徐光啟，那晉黨一定要保，不為別的，惡心一下張居正也是極好的！戰無不勝，贏了一輩子的張居正吃癟，這可是少有的場面。
大明皇帝南巡還是帶來了一些切實的改變，比如天津流入山東的煙館被大明皇帝的緹騎給查抄了，山東也留了個心眼，而且還對山東地面的官吏進行了進一步的清理；而到了徐州，四任徐州知府挖了四個大坑，皇帝也進行了一定范圍的處理，很快，徐州地面上有了蜂窩煤售賣。
徐州的煤運到蘇州、杭州、松江府，就是不會留在徐州，其實原因很簡單，在之前，徐州也有窯井采煤，而這些采煤的人，都是來自蘇杭的商賈，他們雇傭徐州本地人挖煤，把煤運回去，這就是一種路徑的依賴，大明朝廷煤鋼專營之后，徐州地面官員仍然是蕭規曹隨，在慣性之下，仍然運往蘇杭。
這是官僚根深蒂固的本能：只要能勉強運作，就拒絕改變。
讓朱翊鈞頗為意外的是，南衙對新政的抵觸情緒之劇烈，遠超大明君臣的想象，這種抵抗情緒體現在每一件事上。
比如徐州煤之事，大明自從煤鋼專營之后，地方將所有的煤窯收為官有，但南衙的普遍做法是，遵從朝廷的號令，用各種方式收為官有，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用一定的貨幣去贖買，畢竟開窯井也是需要錢的，但徐州用貨幣贖買之后，這些官有煤窯，仍然交給本來的商賈去運營。
地方衙門花了銀子，購買了煤窯的所有權，但其經營之事，仍然在這些商賈手中，商賈搖身一變，成為了地方衙門的雜職官，等于說，花了錢，卻一點事都沒有辦，那贖買煤窯的銀子，其實就在這個政令推行的過程中，落進了個人的口袋里，煤窯的一切經營方式，都沒有變。
然而，整個過程最可怕的就是完全的合法，既遵從了朝廷的政令，又沒有滋擾地方，更沒有鬧出矛盾沖突來，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獨百姓不好，工匠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