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誥是朱元璋留給老朱家的祖訓，就是當皇帝迷茫的時候，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打開大誥，可以尋找處理棘手問題的方法。
大誥里，記錄了很多朱元璋當時為何要那么做的原因，但在風力輿論的鼓噪之下，大誥逐漸沉睡，甚至大部分的大明皇帝，根本沒有翻開過大誥看過一眼，有的時候甚至為了避免朝臣們觸發某種應激反應，都要避免談及。
大誥一共分為四本，第一本是《御制大誥》，第二本是續編，第三本是三編，第四本是為了諸管軍衙門頒布《大誥武臣》，洪武年間，朱元璋要求各級學校師生、民間百姓講讀大誥。
但隨著朱元璋的離世，大誥被束之高閣，最終被塑造為了朱元璋為了自己皇帝的權威，利用《大誥》塑造個人的極權，進而達到以威為治的政治目的。
這股風力輿論，最典型的就是將大誥稱之為《峻令》，來規避談論時的風險，進一步將其塑造為洪水猛獸，將其中的明刑弼教、酷烈的非刑之正、律外用刑和以重典整飭吏治，不顧當時的世勢、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對抗等等情況，進行全面否定。
但其實真的翻開大誥，認真將大誥研讀一遍，會發現許多朱元璋本人的無奈。
比如在續編的第十八條，朱元璋就在‘民拿下鄉官吏’中規定：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朕嘗禁止官吏、皂隸，不許下鄉擾民，鄉老發現有魚肉百姓亂加稅賦的小吏，是可以綁了送到京城治罪。
但很快朱元璋就發現，這一條的弊病，那就是基層官吏沒有了執法權之后，轄下百姓立刻開始拒服勞役，對于百姓而言，百姓分不清楚什么是正常勞役，什么是攤派，百姓依律將下鄉所有官吏一體拿了。
以至于朱元璋本人都在感慨：禁官吏之貪婪，以便民生，其頑民乘禁侮慢官長;及至禁民以貴官吏，其官吏貪心勃然而起，其仁義莫知所在。嗚呼!是其難治也。
不讓官吏因為貪念下鄉擾民，結果頑民趁禁令侮辱怠慢官吏，以至于禁止百姓怠慢侮辱，讓官吏變得尊貴，但官吏有了權柄，就會貪心再起。官與民，都不知道仁義是什么。
在洪武十八年十月，三編大誥的時候，朱元璋本人也承認了大誥的弊病，他在開篇就說：朕才疏德薄，控馭之道竭矣。
大明的國法是大明律，這一點是朱翊鈞和臣工們的共識，朱翊鈞也從來沒有不走流程繞開刑部、都察院處置百官，尊重大明律法，堅持依法而不是依德治國，但不代表朱翊鈞放棄行使作為皇帝律外治刑的權力，所以，大誥，該看還是要看，要進行參考。
大明皇帝的儀仗再次開始了南下，徐州府知府錢至毅重重的松了一口氣，他怠慢皇帝，沒有準備盛大的歡迎儀式、沒有安排哭駕，滿足皇帝陛下的正義感，但陛下似乎懶得理會他，讓他如釋重負，南衙的主流風力仍然是止投獻，就是不能對皇帝獻媚，所以錢至毅如此怠慢。
大明皇帝沒有追究他，但是追究了他的前任，南衙僉都御史陳吾尹。
錢至毅起初有些羨慕陳吾尹趁著維新新政，煤鋼專營之事中，掏了府庫一大筆錢落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錢至毅赴任的時候，府庫里窮的都能跑耗子，花費重金購買的煤窯鐵冶所，還在那些蘇杭松的商賈手中控制，壓根沒有見到回頭錢，這筆重金被陳吾尹給貪墨了。
錢至毅有些幸災樂禍，這陳吾尹終于倒了霉。
人或許都是這樣，自己撈不到就會心生怨恨，別人倒霉，就會高興，甚至罵兩句活該，但就是一點經驗教訓不漲。
海瑞比大明皇帝朱翊鈞走的更快，提前出發去了應天府，他要對南衙都察院進行一次全面的排查，他不相信，陳吾尹不是個例，即便是個例，他也相信南衙六部里，全都是這樣的海量個例。
他真的很了解南衙那群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