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立言就從來不把自己的親戚派去工坊，一來，早些年還沒發達的時候，他為了老父親、老母親的病四處磕頭，但就是借不到，等到他發達了，好么，這幫親戚全都找上門來了，那叫一個親切；
二來，姚立言其實很清楚，相比較人情，制度更加可靠，人人持股之下，賬目出問題的可能本來就小，弄個所謂的自己人，除了添亂，屁用沒有。
姚立言自己經歷，再加上他對這套玩法聊熟于心，所以不會派親戚，可是這些個勢要豪右，那真的是沒辦法，本身勢要豪右們就是依靠宗族在支撐，強人身依附生產關系的具體執行人就是宗族，誰來說情，這當家的，都得答應下來，能成才怪。
“也對，大明朝皇親國戚、勛貴們，子孫后代不爭氣，也多數給個不視事兒的閑職，而不讓他們處理具體的政務。”朱翊鈞笑著說起了國朝，大明政治是非常成熟的，比如藩禁制度，就把親王郡王和權力進行了切割，比如三公爵主業就是個大祭司，主持郊祭、山川、河流祭祀等等，現在還多了個忠勇祠祭祀。
想長久，還是得靠制度。
“陛下，除了上面兩條之外，還有一個，就是勢要豪右決計不可接受的，那就是工坊的規模會擴大，身股也會因為工坊添加了工場需要增加，這個時候，東家就得拿出銀股來增發，可這些東家，多數不愿意拿銀股出來，這就決定了，即便是把工坊做成了，也沒法擴大。”姚立言說起了第三點，也是最重要一點。
他姚立言能做成，別人做不成，那一定是他姚立言做對了什么，而別人做錯了什么。
利益之爭，就是這里面的核心矛盾了。
掌柜的身股、工匠的個股，都隨著工坊的規模不斷地擴大增多，這個時候，就需要繼續分配，占了大頭的東家，就得把自己的銀股拿出來分下去，因為規模擴大利潤增加，其實分出去銀股，也能換到更多的利潤。
可是這些勢要豪右可不這么想，他們就覺得自己這些股份，決計不能分出去，就不停的稀釋身股，搞得工坊無法擴大，因為身股擴大，這些掌柜和大把頭們，利益受損，在實際經營中，就會限制擴張速度和規模。
生意場上，慢一步就是死。
“朕聽明白了，這掌柜的身股、工匠的個股，每次擴張，都要東家把銀股拿出來分，東家自然不肯，但這么做有個問題，長此以往，這工坊還是你們姚家的嗎？”朱翊鈞聽到這里，有些好奇的問道，這么干，五年十年還好，時間一長到二十年，三十年，這工坊就不姓姚了，因為銀股在不斷減少。
至于這工坊屬于所有股東。
“不是就不是唄。”姚立言搖頭說道：“草民在這個銀股不斷向下稀釋分配的過程中，已經賺了足夠的錢了，再投新的產業就好了，非要計較這一城一地，最后是什么都得不到。”
“陛下，這工坊可能不姓姚了，但不管這工坊誰當家，都得給我姚家點面子，這就夠了，下次有相關工坊興建，草民都能說的上話。”
姚立言想的很明白，與其執著一個工坊的得失，還不如弄點新產業來錢更快，他的目的是賺錢，不是躺著收租。
習慣了躺著收租的勢要豪右們，總想著江山萬萬年，但哪有什么江山萬萬年的事兒，人一死，身后事一點都管不了，而姚立言的目的是賺錢，怎么賺錢怎么來，根本不想著萬萬年。
“這買賣都是有賺有賠，姚老板是怎么確定要投資什么的？七年，從一家紙坊，到浙江第一富，肯定有些獨到的經驗吧。”朱翊鈞問起了自己內心深處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