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課后，蔡元培和李諭、魯迅、李大釗等人一同吃飯，本來想叫上辜鴻銘，不過他明顯不太想和一幫搞新文化運動的人在一起。
來到飯店，李諭問“胡適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對付”
“相當不對付，簡直是死對頭，”蔡元培笑道，“一個剛剛留學回來的畢業生就做了教授，不止辜先生，還有很多老先生無法接受。”
“適之教的什么課”李諭問。
“中國哲學。”蔡元培說。
胡適在美國學的就是哲學，算他的老本行。
“學生們的評價怎么樣”李諭有些好奇。
蔡元培對李大釗說“守常李大釗字與學生來往較多，應該更了解。”
李大釗說“昨天我聽文科學院成績最好的傅斯年評價，適之講的墨學一課不太理想，就像外國漢學家講中國文學，雖然有些觀點比較新奇，但大多淺嘗輒止，沒有深入探究，也不太適合中國人。”
傅斯年是后來的史學大家，目前在北大文科念書。
他的成績相當出色，從入學開始就一直位居第一。而且傅斯年頗有“大哥范”，除了學問好，還長得很壯，能打架，講義氣，小時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隨他，現在更是北大學生中的頭頭。
“另一位成績很好的學生顧頡剛也有類似評語，”李大釗接著說，“不過傅斯年對適之的總體評價不錯，認為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走的路是對的。”
李大釗為了顧及老師的面子，沒有說全，其實傅斯年最后還有一句“你們學生不要胡鬧。”
李諭笑道“學生評價先生，有點意思。”
這是初期北大的一種風氣。
早在京師大學堂時代，許多北大的學生官品就高于教習，出路也比教習好。所以曾有放棄教習位置而寧做學生的，這個傳統讓北大學生有一種隱隱的優越感。
民國以來，北大的招生和教師聘請兩方面比較隨意，沒有其他學校那樣嚴格的標準。不少學生在某些方面的學問真的超過老師，北大學生的回憶錄里經常看到學生刁難教習的記錄。
而胡適能短時間在北大站穩腳跟，真的離不開傅斯年這個學生頭頭。
后來胡適自己承認，許多學生覺得他對古史的處理是思想上的謀逆，認為他不配教這門課，要趕走他，結果因“在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預而作罷。胡適十分感慨“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傅斯年字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
蔡元培說“適之十分用功，他知道自己在國學方面比不上一些學生，尤其像傅斯年那種在章門學習過的，所以不僅提心吊膽，也一直加倍學習。”
“這個我知道，”魯迅說，他也曾拜在過章太炎門下，“適之經常拿一套章氏叢書鉆研，并且用新式標點圈點了整書，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詢問德潛錢玄同字。有時學到深夜，便只吃個皮蛋對付。”
李諭在多所學校開過講座，所幸沒有受到過什么刁難。
李諭以為胡適過了學生這關就萬事大吉，蔡元培卻又說“不止學生發難，北大現有的一些老師也認為適之不通。”
“不通不通什么”李諭問。
蔡元培說“適之上課發的講義叫做中國哲學史大綱，有位教三年級中國哲學史的老師在課堂上拿著適之的講義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講義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
“哲學”這個詞對中國人來說很新，是近代從日本那邊轉譯過來的。
既然連“哲學”這個詞都沒有，中國古代自然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
西方哲學動輒就會談到一個詞“存在beg”，這是西方哲學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并沒有一個確切的詞語相對應。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也并非什么特別重要的概念。
因為中國文化太長，完全自成體系，沒必要去講西方的“哲學”。
后來胡適想通這一點，便堅持說自己研究的不是“中國哲學史”，而是“中國思想史”。
思想這個詞就很有中國味。
但此時胡適確實犯了個小錯誤，在北大，“哲學史”三字是一個整體概念，即“哲學的大綱”，而不是“哲學之歷史”的意思。
那位教授據此取笑胡適，笑得沒毛病。
“適之在北大還有那么點水土不服，好在有白話文運動這個強項。”李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