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巴黎和會召開期間，詹天佑前往東北參加國際聯合監管遠東鐵路會議，防止列強以護路為名奪取鐵路。而就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舊疾復發，雖然轉回漢口醫治，還是回天乏力。
武漢、上海、北京、廣州、天津等地隨即展開了公祭活動。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機會也聚集了一回。
李諭與劉鴻生穿著一身黑西服到場，鞠躬獻上鮮花。
一旁的張謇說“眷誠詹天佑字乃國士，猝然離世，實在可惜。聽說他離世后，財產沒留下多少。”
李諭說“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負。民國以來，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資金投入鐵路建設。”
張謇做過農工商總長，說“上頭簡直一塌糊涂，交通總長動輒更換，而且左右不了財政撥款。而能夠籌得款項的農工商部，八年間換了接近十位總長，除了田文烈，每位總長任期平均不過六七月。他們怎么可能拿出一套傳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設”
李諭說“各方勢力互相斗爭，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雖然有所發展，根基卻依舊脆弱，軍閥一旦打仗，幾乎一碰就碎。”
張謇嘆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錢，連教育投資都沒有，何談鐵路。”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個北洋政府執政期間，鐵路通車里程僅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鐵路還是北洋政府的搖錢樹以及交通系官僚賴以存在的基礎。每年鐵路盈余高達4000余萬元，而北洋政府時期一年的總收入也就4億左右，占了10之巨。
除了鐵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夠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關、鹽兩稅。
關、鹽兩稅民初就已經被列強控制，稅款需要存入外國銀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權掌握在總稅務司和鹽務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種內外債的擔保。
北洋政府只能得到還債后的余款，也就是所謂的“關余”與“鹽余”。
諷刺的是，恰恰因為列強插手，使得各地軍閥不敢輕易截留這兩種稅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強之鼻息，得到一筆穩定而可靠的收入。
虞洽卿也到場，鞠躬獻花后，走過來說“諸位不必如此悲觀嘛就我在上海總商會統計到的數據，工商界幾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歐戰期間，李諭先生多處布局，我們同樣大力發展，整體實力估計至少在戰前兩三倍以上。”
他說的是實際情況。
一戰前國內的工業企業也就700家，資本總額不超過4億，工人總數不超過30萬人。
經過幾年發展，此時國內的工業企業數量達到了1700多家，資本總額也為戰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數量則達到了七八十萬。比歷史上的數據好了不少。
這個增長率已經差不多是30歷史上20，絕對稱得上奇跡。
要是北洋政府別弄那些幺蛾子，連年征戰，國內的工商業真的可以達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話，意外就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