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你知道嗎？其實相較于達拉莫伯爵和布魯厄姆勛爵，咱們倆的性格和脾氣其實更相近。我們都對于手頭的工作充滿了無限的熱情，喜歡腳踏實地做事多過耍嘴皮子。但是，就是因為咱們這樣的性格，所以外界對咱們誤解頗多。”
亞瑟搞不明白帕麥斯頓今天到底是哪根神經搭錯了，先是對他一頓陰陽怪氣，結果現在又開始和他攀起了交情。
不過，如果事情不像威靈頓公爵和皮爾爵士私下里形容的那么糟，亞瑟倒也不介意陪著這位外交大臣演演戲，畢竟戴維·厄克特的“神來之筆”本就不在他的計劃中，他還沒準備好這么快就與帕麥斯頓掀桌子。
尤其是考慮到這家伙未來存在成為首相的可能性的前提下，直接鬧到沒法收場確實不明智。
但是鑒于帕麥斯頓之前的攻擊，亞瑟也沒忘了夾槍帶棒的提醒他：“或許外界對我確實有誤解，但我也沒什么好抱怨的。畢竟是我在倫敦塔下令開槍的。但是，正如皮爾爵士所言，如果必須要有人犯錯，那么我希望犯錯的是我，而不是不列顛。而且由警察出面，總好過直接出動陸軍的騎兵部隊。”
帕麥斯頓當然知道亞瑟說的是什么，因為當年正是他這個軍務大臣簽署命令，同意調用騎兵部隊鎮壓了曼徹斯特的六萬人集會，并釀成了彼得盧慘案。
只不過由于有著內務大臣西德默斯子爵在前面替他吸引火力，所以許多人都忘了琢磨內務大臣究竟是怎么調來騎兵的了。
帕麥斯頓也不知道是真的問心無愧，還是不愿意去提當年的黑歷史，他輕飄飄的便將這一頁揭了過去。
“亞瑟，但我說的不是這個。許多人都不知道我為何會從托利黨人變成一個輝格黨人，甚至有人質疑我只是一個單純的變節者，但是如果細細說起來，這件事甚至還與你有一定關系。”
“與我有關？”亞瑟面不改色道：“您或許太抬舉我了，我當時要么還在大學里讀書，要么正在格林威治的泥坑里摔打呢。您難道要說，是我派魔鬼迷惑了您的心智嗎？”
“當然不是。”
帕麥斯頓開口道：“1828年1月威靈頓公爵就任首相時，第二天便召我過去面談，希望我成為他的內閣閣員。不過在我給予公爵閣下最終答復之前，我向他提出了兩個請求。首先，我希望每個內閣成員都能在內閣或議會中根據自己的判斷隨心所欲地提出建議。政府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成員分配權力和施加影響力時，在與天主教相關的問題上必須保持嚴格的中立立場。尤其是在給予候選人支持時，不應該根據他對該問題所持的觀點而加以區別對待。
其次，我希望雙方達成共識，愛爾蘭總督和愛爾蘭布政司這兩個位置，應該立即換成在天主教問題上立場不那么敵對的人選。因為我認為這個條件對于愛爾蘭的和平安寧至關重要。但是公爵閣下是個更擅長提出條件而非接受約束的人，不太情愿作出具體承諾，而是對這個問題一笑置之。他說第一個問題的關鍵在于他是不是個誠實的人，第二個問題的關鍵在于他是否是個瘋子。由于他自已就曾治理過愛爾蘭，所以深知派一個我描述中的人去，會在愛爾蘭掀起怎樣的腥風血雨，所以他完全不想這么做。
我說考慮第一點，我對他和皮爾沒什么疑慮。但是我看到在這屆政府當中，巴瑟斯特身居高位，而古爾本在財政部，加上前幾次親眼目睹的事實，我沒辦法把這種共識視為不言自明。于是他回答說，那么好吧，我會提交你的名字。我說我似乎比他更重視這些問題，因此必須花點兒時間深思熟慮。離開之際，公爵說他會等我的答復。但是嘛……”
亞瑟曾經設想過帕麥斯頓究竟是由于什么問題和托利黨鬧翻的，但他怎么也沒想到，鬧翻的原因居然會是天主教解放問題。
帕麥斯頓繼續談道：“當然，我得承認，皮爾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在那個時候，皮爾幾乎在除了天主教解放以外的所有問題上都表現的極為開明。其中既有建立蘇格蘭場，也有廢除《血腥法案》。而他在天主教解放上的猶豫，我只能猜測主要是由于他被先前的選舉承諾絆住了。因為他當時的選區在牛津大學，而這個選區是不可能對天主教解放議題松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