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她再來，什么都別說。”亞瑟站直了身體，從懷里摸出支票夾，簽了一張二十鎊的單子交到費金手里：“你只告訴她，你找到了一個冤大頭，愿意出五十鎊買下這個盒子。這二十鎊是訂金，這筆錢應該足夠讓債主把他弟弟從海綿屋里放出來。至于剩下的錢，你就說我要過幾天才能籌到。你和她訂好下一次取款時間后，派人到蘭開斯特門15號找我。”
費金點頭如搗蒜：“是是是，我一定原話照說，一個單詞都不帶改的。”
“還有一件事。”
“您請說。”
“別想著逃跑，好好配合我，我保你什么事都沒有，但是……”亞瑟拉開門，一陣雨前濕冷的風灌進了屋里：“如果你昏了頭要干傻事，不管你是跑去了印度還是塔斯馬尼亞，結局都不會太美好。”
亞瑟踏出海事店，街道濕冷，將要下雨前的天氣最是讓人惱火，空氣里滿是潮腥與煤煙的味道。
幾年過去，格林威治的街巷依舊蜿蜒，充斥著碼頭地區的粗糲活力。
但或許是由于天氣不好，隨著小雨降臨，這些活力都被一陣疾風吹走了。
亞瑟連傘都懶得撐，只是將帽檐拉低了一點，任由風將大衣掀起一角。
他記得這條街的入口處原來有個修鞋的攤子，邊上常常停著一個賣蒸肉餅的小車。
車主是個一臉紅疹的老漢，那是中央大街小攤販里唯一愿意和他打招呼的人，每次見面都喜歡摘下帽子問候一句：“今天的工作還算太平吧，警官先生？”
如今那攤子早已不見，只剩下角落里幾只瘦得像鬼影一樣的野貓，在腐敗的魚骨堆里刨食。
亞瑟踱過鋪著碎石的巷子，向著特拉法加餐館的方向走去，途中他瞥見了圣阿爾菲奇教堂邊上的濟貧院。
那扇大門沒變，依然斑駁厚重，只是如今鐵鎖上新掛了一道銅牌，上頭刻著——格林威治聯合工作院，1834年新濟貧法登記單位。
字體冷硬，冷的像鐵。
對于倫敦的貧民階層來說，這幾年的日子確實不太好過，甚至較之以往更糟。
不列顛或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把貧窮定義為犯罪的國家了，根據1824年《流浪法》規定，在沒有經濟來源的情況下乞討和露宿都屬于違法行為。
而1832年議會改革的通過雖然引發了中產階級的集體歡騰，但是當市民階層走上臺前以后，杰里米·邊沁的功利主義與小市民階層的結合卻誕生了一個怪胎——《1834年新濟貧法》。
更讓亞瑟難以接受的是，他甚至還認識那位在新濟貧法委員會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人物：布魯厄姆勛爵的私人秘書埃德溫·查德威克。
亞瑟與查德威克曾經在霍亂期間有過一段緊密合作，但事實證明，即便同為杰里米·邊沁的追隨者，但是在不同議題上，他們依然會有不同看法。
新濟貧法對國家補貼行為持有強烈敵對態度，他們提交了一份13卷長達數百萬字的報告，竭盡全力證明應當在社會救濟方面實行最不適宜原則，即：濟貧院內的生活條件必須比最窮的自由勞動者更差，如此一來才能防止人們故意尋求救濟，杜絕懶惰行為。
之前迪斯雷利去哥廷根游玩的時候就曾經向亞瑟痛罵過《新濟貧法》，但是就現在看來，實際情況或許要比迪斯雷利猜想的還要糟糕。
在亞瑟還在蘇格蘭場當警察的時候，東區的貧民和流浪漢每周大約能收到3便士的救濟，而在新濟貧法通過后，這筆錢很快便降低到了1便士，而且這筆錢是針對那些有一定收入的窮人發放的。
如果你想要完全依賴教區的救助，抱歉，那你現在就必須去濟貧院。
可是濟貧院的日子也就未必好過到哪里去，新成立的中央濟貧委員會對濟貧院院長的主要要求就是控制預算、減少財政支出，而要想達成這一點，削減員工數量、降低人員素質、減少生活物資供應絕對是最容易的辦法了。